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最新研究显示，我国经济拉动就业能力下降，就业总量压力仍然较大。
10月10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下称“蓝皮书”）。蓝皮书呼吁，贯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增强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重点人群就业和创业。
经济拉动就业能力下降
蓝皮书指出，充足的就业机会是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前提，但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国内外拉动就业的整体经济环境存在不利因素。
蓝皮书分析，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国际劳工组织认为，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发达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仍处在危机当中，经济增长很小，甚至负增长；未来几年中，全球失业人数还将继续增加，发达经济体就业率需要到2018年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实际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预计未来增速将有所放缓，个位数的增长速度将可能成为常态。
蓝皮书称，目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仍然较大。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但目前每年只能提供就业岗位1200万个左右。而且，重点人群就业任务繁重，“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均规模将达到700万人。我国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就业800万~900万人。同时，2亿多农民工中还有很多人工作岗位并不稳固。
蓝皮书称，在面临就业总量压力的同时，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主要原因是劳动者能力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适应。
蓝皮书分析，一是我国劳动者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英国劳动力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达到了61.1%、39.9%和31.9%，而我国仅为7.4%.在全国就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重占到70.3%，大学以上学历仅为12.94%.据201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目前我国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95年，其中52.7%的职工受教育程度为中专及以下，具有初级职称及没有职称的职工高达76%，仅34.6%的职工在结束上一份工作后接受过技能培训。 二是我国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目前，劳动力市场对中级以上技工的供求倍率一般在1.3~1.4，短缺程度严重的地区高达1.6，全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3300万人。我国技能劳动者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不足13%，仅为城镇从业人员的1/3.全国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比例仅为4.8%.
“尽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但劳动力供给总量充足，劳动参与率仍处于高位水平，经济活动人口的总量还没有大幅减少。因此，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压力仍然很大。”蓝皮书说，由此可见，加强职业能力建设是提高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迫切任务。
就业短期化现象突出
蓝皮书指出，就业稳定性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稳定的就业往往意味着较好的薪酬、较好的工作环境、较好的事业发展前景等，而频繁更换工作往往意味着对现有工作的不满，也影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
根据怡安翰威特调查结果，中国员工平均流动率为15.9%，在全球处于高位。流动率较高的行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其基层员工流动性较大。这一方面，是由于岗位的可替代性较强，企业保留员工所做的工作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生活成本普遍上升，加速了低技术、低收入人群不断向更高收入岗位或者生活成本更低地区流动。
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呈现出“短工化”趋势，表现为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65.9%的农民工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75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工作时间都不长，在两年左右，而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长达8个月。
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0年对四川、辽宁、湖北、湖南四省的成都、沈阳、岳阳、鄂州、眉县五个城市的300余户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调查，这些企业每户平均雇佣137名员工，其中当年通过各种途径招聘录用的人员达到51人次，在小企业工作两年及以上的员工仅占员工总数的55%左右。
蓝皮书说，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稳定性也让人担忧。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11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有41%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比2010届上升了7个百分点。其中，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高于本科毕业生，有52%的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内发生过离职。“211”院校学生毕业半年内离职率为19%，非“211”本科院校为31%.
就业歧视现象仍较普遍
蓝皮书指出，目前，就业歧视仍是我国就业市场的突出问题，它影响了公平就业环境的建立，也制约了我国就业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蓝皮书分析，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有其特殊性。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体制分割尚未被完全打破，进而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就业歧视现象，尤其是重点群体遭遇的就业歧视十分突出，使得就业更加困难。
蓝皮书说，就业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户籍歧视，主要针对流动人口，许多岗位只对本地户籍或非农业户籍开放，农民工会因其农业户籍而遭受歧视；二是年龄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人员招募中设立了年龄限制，但又缺乏必要的理由；三是性别歧视，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以及生育需要中断工作等，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遭受歧视现象比较严重。
此外，院校歧视问题日益突出。用人单位在招聘高校毕业生时，更加看重本科毕业的院校，往往硬性要求非“211”或“985”高校毕业的学生不录用，是典型的“出身论”，甚至在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过程中也存在歧视现象，在就业体检环节，国家明确禁止用人单位对应聘者进行乙肝检查，违规单位最高可罚款1000元，但有些用人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我行我素”。
如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调查发现，2011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所涉及的9762个岗位中，由于存在制度性的健康歧视和年龄歧视规定，两种类型的就业歧视比例均为100%.
蓝皮书认为，一些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就业歧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缓解，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工作经验歧视、地域歧视、残疾人歧视等就业歧视现象仍然非常普遍。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就业歧视现象，即由代际传递导致的身份歧视，“官二代”“穷二代”现象愈演愈烈，造成新的市场分割和新的就业不平等，严重制约了就业质量的提高，迫切需要制度求解。
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大，且总体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就业歧视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经济下行、就业市场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就业歧视现象往往会有所抬头，劳动者更容易体会到不公平感，个别人群就业难度会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