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上午，浙江温岭市上百名医务人员聚众抗议医疗暴力。今年10月17日至27日，中国发生6起患者伤医事件，多位医护人员重伤甚至死亡。引发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暴力频发的原因错综复杂。而公众对医疗专业知识的匮乏，许多媒体对医生的扭曲报道，在一定程度确实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
据中国医院协会的一项最新调查，中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原因错综复杂。但医疗纠纷与医患冲突成时下社会热点，与媒体的强力介入不无关系，媒体在一个时期内集中讨论的问题往往构成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而人们往往把媒体报道的世界当做真实的世界，过度集中地报道医疗纠纷使人们在与医院或医生打交道时抱着敌对的态度，对加剧医患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 The Lancet) 于2010 年 8 月刊发《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Chinese doctors are under threat）一文剖析中国医生的处境，认为中国媒体对医生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
2010年7月23日深圳一名孕妇在凤凰医院顺产下男婴后，被丈夫发现肛门处被缝线了，丈夫怀疑助产士因索要红包不成伺机报复，遂向媒体报料。随后，诸如“产妇肛门被缝”、“助产士索要红包”等报道引起轩然大波。据多方调查的事实是，所谓“产妇肛门被缝”及红包等情况并不存在，助产士进行的“缝扎止血”手术，只是对痔疮做了处理。其实“缝肛门”事件在有医学常识的人看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并不难调查清楚，但媒体为求耸动，有意混淆“把肛门完全封闭”和“缝合（或结扎）肛门痔疮出血点”的区别，做出罔顾事实的不客观乃至虚假报道。
2011年9月，某刚出生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其就诊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而学医的父亲陈先生拒绝了手术，到另外一所医院仅开了0.8元的石蜡油，声称缓解了孩子症状。媒体以陈先生作为主要消息来源，大肆渲染其“受难经历”，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指责医院过度医疗。而最终，婴儿被确诊为先天性巨结肠，并进行了手术治疗。陈先生的孩子的病情没有被耽搁，相关媒体也向医院致歉，但儿童医院多名患儿的家长受媒体对“八毛门”事件报道的影响，拒做手术，导致患儿病情恶化。
2006年初，北大医院心血管研究所研究员熊卓为在北大医院接受手术后死亡，医院的死亡诊断为急性肺栓塞，熊卓为家属将北大医院诉至法院，称其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失。二审开庭前，央视“经济半小时”就此事进行了报道，报道中“纵容非法行医”、“草菅人命”等字眼迅速点燃了舆论对医院的强烈不满。其实北大医院是否有过错，是否涉案医生是否非法行医，涉及复杂的医学知识，应由专业机构鉴定，司法机关给出裁判。二审结果虽判北医败诉，但判决书并没有认定该院“非法行医”，可见有医生执业资格而未取得开业执照行医的不属非法行医，央视断章取义解读《执业医师法》。
2012年7月29日，央视记者伪装成患者交给某医院检验科绿茶饮料进行尿检，而结果显示“尿液”中有白细胞、霉菌和杂菌。该尿检结果便成为媒体指控医院坑害患者的有力证据。其实，茶水当尿检不能证明仪器出错，仪器针对比较有特有指向的检验品来测试，并没有分辨送检物的能力。在现实医疗环境中，标本一般由患者本人采集、送检，而尿试纸的设计主要是考虑人体尿液的成分来测定所需要的项目。从医学角度说，任何优秀的检验人员也无法分辨冒充尿样的茶水。媒体在医学知识上栽了跟头，但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钓鱼”采访更病态。
2012 年 3 月 23 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一名17岁的少年持刀砍死一名27岁的实习医生，还造成三人受伤。当晚，有网站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选择“高兴”者占总数的六成以上，被一些媒体解读成“医患仇恨”大肆报道。仅因“心生不满”就现杀气，在其他场合凶案同样会发生，是典型的“激情犯罪”，属于刑事案件，并不应该与医患矛盾扯上关系。而在报道当中去有意识地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确立一种仇恨，甚至鼓励一种仇恨，只会火上浇油，使医患矛盾更加激化。
纵然在人人可以发声的社交媒体时代，专业媒体的话语权依然是一种宝贵资源。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美医患新闻报道比较研究：实务、效果与评价”中，学者庞慧敏曾采集2009年至2011年中国社会媒体报道医院医疗纠纷89例进行分析研究。医患纠纷中的孰是孰非本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中立的、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而此89例医疗纠纷中，在权威专家鉴定意见之前就开始指责医生、同情患者的报道达62起，占69%。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倒数第四）。中国的公立医院，年收入仅约10%的资金来自政府，其余90%的收入来自病人的自费和医疗保险。正是这种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一直难以解决。而媒体集体陷入对医生污名化的报道中，不仅模糊了公众视线，混淆了真正的问题，使得官方得以从医者和患者的纠纷和公众视野中脱身，也无益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