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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暴力:“恶性肿瘤”何时能消解

2013-11-01 22:34:24 来源:健康报

□本报首席记者 曹 政□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暴力伤医事件一直没能杜绝,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根据媒体报道统计,10年里,仅具有全国影响的恶性暴力事件就有数百起,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起以上。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温岭血案发生后,医生群体开始普遍表达自己的意愿:拒绝医院暴力,保护医患安全。

10月25日,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生被一名患者袭击,造成1死2伤。这使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谁告诉我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10月28日下午,一场反对医院暴力的研讨会在中国医师协会召开。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记者、律师以及来自各家医疗行业协会和医院的代表。

发生在温岭的血案,让医生们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峰。参加会议的医生们激动地诉说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暴力威胁,有的人甚至失声痛哭。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卫生法学会等4家行业学会、协会,更是在会上以极高的效率达成一致意见,联合发出谴责声明。

在会议室外,积蓄已久的不满情绪正在医生群体中广为传播。全国各地的医生竞相转发关于温岭血案的最新消息。在一些城市,医务人员趁下班时间,聚集在医院内,打出“还我尊严”、“医疗暴力零容忍”的横幅标牌。

但是在医疗行业之外,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体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根据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网络评价中,指责医生“自作自受”的言论甚至盖过了同情理解的声音。

更令人担忧的是,血案中的暴力甚至起到了示范效应。在中国医师协会的研讨会上,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的急诊科副主任拿着手机说,“现在有医生发短信告诉我,患者家属威胁说,要是手术做不好,他们就要砍人。他问我,这个手术做还是不做?”他愤怒地反问道:“谁告诉我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除了愤怒,医生也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对自身职业的困惑之中。北京同仁医院一名主任医师告诉记者,尽管距离2011年科里的专家徐文被砍伤已经3年,但笼罩在医生们心头的阴影仍未散去。有的医生面对患者时变得十分警惕和戒备,这更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紧张;而一些年轻医生对于前途则感到迷茫,“徐文已经是国内一流的专家了。当年轻的医生看到,这样一个成功的前辈也会有如此遭遇,老师们说什么都不管用了。”而此次接连发生暴力伤医事件,更是加重了这种情绪。

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数据表明,78%的受访医生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穿上白大褂。“不要再说什么神圣的白衣天使了,我们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广东省一家三级医院的医生问道:“为什么我们的职业会变得这么危险?”

十多年前便已有预警

实际上,发生于医院的暴力,早在十多年前便已被预警。

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组成课题组,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对医疗纠纷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998年以前,武汉市每年医疗纠纷上访仅几十人次,而近两年平均每年近千人次;1998年以前,医疗纠纷每年最多不过60余起,而近2年平均每年为百余起。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室的尸检和活体组织检查的例数也在同一时期大为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疗纠纷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纠纷增加的同时,暴力事件也迅速经历了从无到有并爆发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在1998年之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医院暴力冲突的报道,但从1999年1月~2001年7月,武汉市就发生了聚众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500余起,造成数百名医护人员致伤或致残。 

“医患关系出现变化的原因,需要结合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参与课题研究的一位专家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多项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转型,大量工人下岗,原有的劳保医疗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患者就医负担加重,医疗需求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公益性认识不够,投入不足,医院趋利倾向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当时,专家对医疗纠纷走势作出的分析和预测是:医患纠纷发生率将逐年上升,暴力事件增加,社会因素干扰将不断加剧。

此后的10多年里,这些预测均变为惨烈的现实。 

社会大环境的必然投射

实际上,除了医疗保障体制和医院以药补医带来患者就医经济负担加剧引发纠纷乃至暴力发生,医疗资源分配的畸形发展,也使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于大城市的大型公立医院,以至于患者全部涌向大医院,就医的额外负担急剧增加,身处大医院的医生也苦不堪言。当疲劳的医生面对焦虑的患者,稍有冲突就可能演化为纠纷甚至伤害。

但问题并非只源于医疗体制。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种民事纠纷中,医患纠纷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演变为国内如此激烈冲突的却并不多。在从事医疗纠纷案件代理的律师刘晔看来,近年伤医事件频频曝光,并非医患关系出现了急剧恶化,根源在于整个国家步入了一个暴戾怪圈、丛林社会,这种对未来没有预期的社会心理必然投射到每一个人的心里。

“如果理性、公正的公权力救济跟不上,那么私力救济必然趁虚而入,而私力救济基本上会导向非理性、暴力。”刘晔说。但在目前,无论是医学会的鉴定机构还是其他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其公信力都难以得到社会各界公认。司法程序上公正、公平的缺失,让许多普通患者放弃司法程序,私力救济便成普遍现象。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乃至社会大环境没有突破性改变的前提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预言的暴力接连在医院发生。“2009年我到这里开会,说得也是这个话题,谈的内容几乎也没变化。”在10月28日中国医师协会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说,“没有合理的体制保障,类似悲剧一定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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