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一案后，恶劣的医患关系以及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刺医案件终于得以广泛见诸媒体。而此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接受财经网专访时表示，医生自由执业是解决医患矛盾的突破口。过去的医改路径，在供给侧几乎完全停滞，现有体制将医生和患者推到矛盾前台。
而《决定》则原则上为将来的医疗改革方向定调，为解决医患矛盾带来可能。
武装入驻医院解决不了医患矛盾
财经网：在过去地方维稳思维下，对于所谓的"医闹"事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不能说，不敢说。一直到不久之前的温岭杀医案，由于医生群体的集体发声抗议，导致已经非常严重的刺医、杀医问题得以广泛地见诸媒体。而在总理亲自批示之后，各地政府终于开始采取措施维护医疗秩序，保护医生人身安全。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开始看到，各大医院增加了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乃至是武装警察。您觉得这样的措施能从根本上是解决目前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吗？
朱恒鹏：当然不能。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社会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都很紧张。比如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家长和老师的关系、警察和市民的关系等等。社会信任度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武力威慑的办法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刺医、杀医案件的发生率，但是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患者还是不满意，他还是看病难，看病贵，不知道从哪里发泄不满，医生依然很多怨气，依然是体制之弊的牺牲品，连人身安全都要日夜担心。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从传统社会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转轨的过程中，都会经历社会关系断裂又重构的阵痛过程。我们过去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在走向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途中，依靠地缘和血缘的社会关系纽带在瓦解，但是依靠契约、信用和法治的新的稳定的社会形态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像这种杀医案件频发的情况，不要说国外没有，就算是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古代连土匪都有戒律的，一项很重要的戒律就是"不劫郎中"。中国今天动辄就打医生，骂医生，甚至杀医生，这显然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从秩序到混乱然后重新走向秩序，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但是如何让这个转轨的变动更加温和，不至于发生巨大的混乱，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财经网：所以您认为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而是目前整个中国的社会关系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朱恒鹏：传统社会维持的机制，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形成的一种长期交往关系，是一种信誉机制。具体到医患上，居民和医生是一种世世代代的关系。我们家族在这个村子或镇子，世世代代都在这里住着，医生也一样，医生跨区行医很少见，游医历来不受信任。传统中医有个很重要的说法叫"医无三世不吃其药"，就是说这个医生之家没到祖孙三代都行医，他开的药是不可信的。长期关系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信誉机制，做事不能太过，因为名声会坏，一旦坏了名声，就立不住脚，子孙也立不住脚。换一个角度也是一样，作为患者，我今天让你看了病不给钱，还把你打了一顿，当时看是占了便宜了，但以后在这片地方也会立不住脚了，整个村整个镇上的人都会知道，大家都会谴责你，甚至可能这里别的大夫也都不愿意再给你看病，那你做这件事的代价是很大的。而且，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失信的事一旦传播开，会世世代代一直传留下去。
所以古代社会少见这种杀医事件，倒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人真的比现代道德多少，而是基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利益考量。我要在这里生活30年，50年，甚至子子孙孙都在这里生活，这个时候长期利益就很大，短期的坑蒙拐骗的行为收益不足以去弥补，我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开始有了市场经济，开始走向工业化、城镇化以后，大量的人口离开一直以来生存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族，流动性越来越大，任何人之间都不再维持这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又没有其他利益条件约束，双方就很难考虑长远。现在你打医生一顿，别人都不认识你，你没有什么损失。一个城市里那么多医生，这个医生不给我看病，还有无数医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打过医生的事，他还愿意给我看。对于医生也是一样，我给你开高价药，给你过度检查，你吃了亏不找我了，但还有的是人找我。
目前整个社会依然处于转轨期，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去依托于地缘的声誉机制、乡规民约以及道德观念被打破。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现象几乎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