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3时左右，家住广州的黄先生及其百余个“亲属”将位于荔湾区康王中路的伊丽莎白医院一楼砸了个粉碎。整个打砸过程持续了大约20分钟，砸完后5分钟，十几辆警车载着过百名防暴警察抵达现场，他们开辟出一条通道，帮助医院内30多个受到惊吓的产妇转移出去。今年已经72岁的张医生，被返聘来伊丽莎白医院。“我一辈子没见过闹这么大的”，头花已经花白的张医生面如土色。事发5分钟后，上百名防暴警察抵达现场，他们席地而坐，将残破的医院团团包围，身下是厚厚的冥币。半个月前，黄先生35周大的儿子死在了妻子的肚子里。现在，他以打砸方式来向医院讨说法。而医院方表示，孩子已经送去尸检，如果是医院的责任，一定负责赔偿。（《南方都市报》12月10日）
同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数据表明，目前东莞每年发生上百起医疗纠纷，但采用法律途径解决的不超过10%。东莞市卫生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表示，东莞的医院每年花在“摆平”医闹上的钱就超过1000万元。
医闹如此凶猛，当然不应任其肆虐。假如连医闹都无法摆平，任其打砸医院，不仅医患关系可能会更趋恶化，正常的医疗秩序和社会治安都将无从保证。好在，为了“摆平”医闹，医院的确是不惜代价和成本，单单是东莞的医院，每年用于“摆平”的钱就超过1000万。按说，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舍得花钱，哪有“摆不平”的医闹。很多时候，赔钱的确成了打发“医闹”屡试不爽的必杀技。只不过，当“摆平”医闹日渐依赖于“花钱”，恐怕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摆平”，甚至极有可能成为一剂医闹“兴奋剂”。
现实中，医闹现象的产生及其普遍存在，固然不乏医患关系紧张这一重要因素，但官方乃至医院对于“医闹”的花钱式摆平，恰恰同样难辞其咎。既然对于医患纠纷的求解方式，完全成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与其说这是“摆平”，毋宁说是在激励医闹来得更加凶猛。现实中，有事没事，把医来闹，无论是否存在医疗责任，先把事儿闹大，然后向医院要求赔偿，已然成了惯用的手段，甚至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医院越是舍得花钱去“摆平“医闹，最终其实只能使得这一产业链更加利润丰厚，并因为有利可图，而刺激出更多的“医闹”。
可见，花钱“摆平”医闹，其实并没有把力使在刀刃上，甚至反而有帮倒忙之嫌。而真正意义上摆平医闹，最需跳出的恰恰是这种花钱买平安的“维稳”心态。事实上，“医闹”的症结，并不在于花钱太少，而在于当下医患关系与医疗互信的缺失，因此，从根本上“摆平”医闹，必然绕不过医患关系与医疗互信的重构，唯有让医患之间建立起更良性的沟通互动机制，让医疗服务更多回归医疗本身，而不是纠缠着过多的利益诉求，医患关系的缓和，医疗互信的重建，才算是具备了前提，而“医闹”也才有望被釜底抽薪。
当然，无论医患关系如何亲密无间，其实都很难让所有的患者对所有的医疗服务都百分百满意，即便是在医患关系相对融洽的美国、香港，也仍然不可能医患之间毫无龃龉。那么，何以美国、香港却少有以医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呢。以香港为例，医疗失误同样不可避免，但发生医疗事故之后，医院都会主动向社会公布，而不是等到患者家属闹到医院或媒体上。此外，相比内地，香港病人的投诉渠道更多更畅通。在香港每一家公立医院，都有病人关系主任或病人关系经理，负责处理病人和家人的投诉及提供协助；在公立医院的上级机构，即医管局有两层投诉机制，病人投诉之后，首先要求医院在六个星期到三个月内回复，如果病人不满医院裁决，便由独立委员组成的公众投诉委员会处理。如果仍不满意，病人还可以继续向香港特首办、立法会、食物及卫生局、申诉专员公署等机构投诉，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来维护权益。这也是为何，一些医疗事故发生，香港人的矛头大多不会针对某个医院或者某个医生。假如国内的医疗纠纷，也能有多层次的疏解机制，或许医闹也有望被拆解于无形，砸医院这样的恶性事件也本不该发生。
一言以蔽之，真正要“摆平”医闹，功夫其实还在“花钱”之外。（来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