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收受“红包”，让患者深恶痛绝，严重损害医生形象，恶化医患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红包”顽疾国内如此，国外也不鲜见。本文为大家介绍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关于“红包”的研究。他以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研究背景，以医疗系统“红包”问题为研究对象，既有宏观体制方面的考量，也有微观层面的观察，其研究成果或对我国研究和治理“红包”现象有所启发。
收入低：“红包”产生的直接原因
科尔奈教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医生的收入分为两块：合法收入和非法（半合法）收入。大多数人拥有第一种正式的合法收入：工作所得，或者养老保险金、子女抚养费、失业金或医疗补贴等。他们还有第二种收入，即收取某种服务费用，但不申报税收或不为此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收入带有“阴影”、“灰色”、“非正式”、“隐蔽”等色彩。在东欧国家，医生收入的这种二元性非常突出。
在发达国家的传统市场经济中，医生是收入最好的职业之一。但在东欧，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生在正规场所的收入仅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3～2.0倍。这种相对较低的收入比例使医疗工作者非常不满。
因此，在特权机制下，病人向公立医院医生支付“小费”或“红包”（我国习惯通称为“红包”），以期医生能够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服务或方便，而接受“红包”的人并不为其使用公立医院的地方、设备和药物支付额外的费用或租金。医生的这种半合法收入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非常广泛。1994年波兰医生的“红包”收入与其正规收入几乎相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几乎60%－70%都会对医生支付“红包”。1998年匈牙利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生的“红包”收入超过他们正常收入的1.5倍，而且很可能是低估而不是高估了。
扭曲的体制催生“红包”的泛滥
科尔奈教授认为，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各部门人员的工资水平受到严格控制，卫生部门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医务工作者不敢冒巨大的风险接受非法的“红包”，因而“红包”现象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松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并没有在卫生部门得到推广应用，卫生部门的计划经济色彩仍然很浓厚，病人没有选择的机会，而只能在所谓的定点医院就医。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就试图通过送“红包”来影响医生，以得到更及时的转诊，或更多、更好的服务，为自己争取一定程度的选择权。而医生感到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实行市场经济的其他部门人的收入有很大的差距，对“病人”送的“红包”也就照单全收了。由此看来，病人送“红包”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在计划经济模式控制的卫生部门形成的一个“灰色市场”。
医生与病人在这种“隐蔽性的市场”中就成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合谋者”，使金钱秘密的流动在国家税收系统的控制范围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私人所有制与市场协调机制成为东欧国家的主流，但卫生部门的“红包”现象依然如故，甚至比以前更加公开化和严重。原因何在？这与卫生部门改革的特征密切相关。卫生部门改革具有很强的模糊性：计划体制与市场调节、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在卫生部门时而以健康、时而以扭曲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红包”现象正好适合于这种模糊的环境。如许多医生一边在公立医院工作，一边开私人诊所，病人付钱在其私人诊所做初步检查，或仅仅与医生做一次简单交谈，然后该医生在其所供职的公立医院利用其设备为“自己”的病人治病，但他并没有把病人所付的钱上交给医院或与医院中的其他同事分享。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付给医生的钱就是“红包”的一种更加公开化的形式，而且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国家采取哪一种监管方式，都很难判定它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还是给医生送的“红包”。
作者：杨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