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遗”虑：后遗症的痛楚]
2004年1月，一名“非典”患者在大年三十出院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非典”患者郭先生患上严重后遗症，十年来看病花费超过80万元，已倾家荡产 羊城晚报记者 蔡弘 摄
羊城晚报记者 林洁 夏杨 刘玮宁
无可否认，经过“非典”历练，各地成立了专家组，成立了应急委员会，相关医疗设备和诊疗环境也都焕然一新。后来应对“甲流”时，明显从容多了。“但在更深层次上，社会还有需要总结的东西。”广中医一附院副院长朱敏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无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到底如何评价“非典”期间的治疗，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后遗症等，都无确切的说法。
十年，随着“非典”的远去，“非典”患者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赵子文说，经历过“非典”的生死考验，医护人员并没有期望得到什么奖励，“当时医院把盒饭标准从5元提高到10元，大家就非常高兴了”。他回忆，后来随着“抗非”工作的推进，广东仿照北京的补贴标准，给一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以一次性奖金，“我是一等功，有4万元。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按照两个月、每天一百元来补。”后来“非典功臣”们也并没有享受什么特殊待遇。
“非典过后，政府就不大关心我们这些人了。”赵子文说，包括那些得了后遗症的医生护士。“‘非典’之后随访后遗症患者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做。” 赵子文透露，他救治的几百例病人中，在“非典”过后的三年内后遗症基本都恢复了，仅有少数几位仍有轻微症状，如慢性气管炎等，并无大碍。
数据显示，2003年广东全省有1512人感染SARS，然而，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却费了很多周折，并不是找不到当事人，而往往是本人或其所在单位不愿多言。最“传奇”的是“非典超级毒王”周某，病愈后任何外人不见，只通过妻子和主治医生和外界联系。就连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找上门来，也一概不见。
对此，王清文也笑言，要不是记者找上门来，他也一直不愿再讲这些事情。这是为什么？王清文说，毕竟抢救病人是医生天职，感染了SARS后医院已经全力抢救保住了生命，有一些小病痛又怎样？邓练贤等同事、同行还献出了生命呢！
曾参与非典治疗的医院多数不愿透露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更不愿透露他们真实的“后遗症”情况。
为什么广东SARS感染者如此“低调”？一位老医生认为：治疗“非典”过程中，广东对激素的使用量把握适度，因此整体后遗症发病情况没有其他地区严重，也因此少见SARS康复者长期卧病在床或离岗去职等情况；此外，有些患者享受着单位的医疗福利，表达诉求的动力不大。
不过，记者深入几家医院采访时也发现，有些患过病的医护人员，由于身体的病痛，无法再回到原来的岗位，医院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一位医生透露，曾有不少SARS康复的同行来看骨科，有的走路困难，还柱着拐杖。“他们也总会嘱咐医生，不愿意向外透露自己的情况。”
采访中，部分SARS康复的医护人员表达了这样的遗憾：原来治病的过程中还说算工伤，但是后来没有下文了；单位内也曾说会给一些后期治疗方面的帮助，后来也没有了。政策上和其他疾病一样，在本单位检查可以免费，吃药要自费。
“生过病的同事聚会时，曾推举我去和领导反映一下大家的期望，但总感觉这是向组织提条件，后来还是没说。”上述老医生坦言，“张不开口”。
激素的历史地位
“‘非典’过去已经10年，对于激素治疗法，医学界看法一直是客观而肯定的。”
谈及“非典”，不能不提钟南山院士，他第一个提出使用皮质激素治疗方案，挽救了很多危重病号的生命。同时，作为主要起草人制订了SARS“诊疗方案”，指导全国的“非典”治疗。
激素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在医疗界是常识，长期、大量使用激素可诱发骨坏死。对此，钟南山认为，主张使用皮质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对38例使用皮质激素的SARS病人进行了回顾性调查，发现有效的比例达53%。“而这38例病人，在我看来如果当时不采用激素疗法会全部死亡。”
同时他也强调，皮质激素的使用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使用而且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剂量超标，有的剂量甚至高于广东5-10倍。” 他说，广东在使用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只有70%的病人使用了激素。
“非典”过去已经10年，对于激素治疗法，医学界看法一直是客观而肯定的。广东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陈正贤直言：“如果再有‘非典’这样的疫情发生，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还是要使用激素，但每天的用量和使用的天数要控制，以降低后遗症发生的几率。”
南方医院党委书记林加兴称，事实上，医学充满了不确定性。“非典”肆虐之初，根本不知它是怎么回事，在了解到激素有疗效时，“先救命”是所有医生的第一反应。林加兴也表示，在广东，由于激素的使用适量，出现后遗症的病人很少。以南方医院为例，当初救治了160多名“非典”患者，但尚未听说严重后遗症的个案。
在外人眼里，因倡导中医疗法而创造“零伤亡”、“零感染”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应该是反对用激素的，但该院副院长朱敏却不这么认为。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激素要用，但不能滥用。“对于病人肺部感染迅速扩散的情况，还是要适当采用激素来控制，但一旦感染情况得到控制，就立即停用。” 当时，广中医一附院收治了74例SARS病毒感染者，其中仅三例使用了激素，“非典”后遗症为“零”。
2004年，一项在广州地区四家医院医护人员SARS康复者的筛查中，发现了3个骨坏死病例。这篇署有钟南山名字，由中山二院、广医一院、广州呼研所共同完成的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2004年第21期上。这项研究针对广州地区四家医院的124例SARS康复医务人员，对其进行下肢骨（包括双侧髋关节及膝关节）MRI检查。124例中38例未使用激素治疗，86例使用不同剂量的激素治疗。结果发现，86例使用激素治疗的SARS康复者中，共发现3例骨缺血坏死，而未使用激素的38例，均未发现骨缺血性改变。
广东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广东的“非典”后遗症情况没有其他地方严重，并且直到目前也并没收到SARS康复者的任何诉求。“如果SARS感染者的诉求比较集中，我们肯定会收集起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出解决的方案！”
不该缄默的反思
“当我们回头看时，总会发现某个方案有不完善之处，如果要总结反思，差错是要面对的！”
“我们的社会是健忘的！”广中医一附院副院长朱敏说，庆祝战胜“非典”是应该的，毕竟这么大的疫情成功被控制，当然是一场大胜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场疫情的可怕，来无踪去无影，到现在都还没确切地搞明白为何来、又为何突然消失！”
在“非典”治疗过程中也还存在很多要总结的教训。朱敏说，应该使用激素是确定无疑的，对控制病情起了关键作用。但在某些地区，激素被当成救星，不分个体差异、不分病情地乱用，用量被翻倍，这必然带来严重后果。 “还有，由于当时一度出现的恐慌情绪，一些地区的病人抢救中也处于无序状态。但凡有效的办法，一股脑地往上堆，好作用是起了，坏作用也没有躲过。”朱敏说，“无疑，这样做的医生是好心的，但方法值得反思！”
如今很多人都会做一种假设，假如“非典”再来，我们能不能冷静面对，能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甚至避免伤亡？“不好好总结，‘非典’如果再来，我们还会吃大亏！”中山三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邓子德如是说。
无可否认，经过“非典”历练，各地成立了专家组，成立了应急委员会，相关医疗设备和诊疗环境也都焕然一新。后来应对“甲流”时，明显从容多了。“但在更深层次上，社会还有需要总结的东西。”朱敏不无遗憾地说，至今无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到底如何评价“非典”期间的治疗，到底有多少人存在“非典”后遗症等，都无确切的说法。
“当我们回头看时，总会发现某个方案有不完善之处，如果要总结反思，差错是要面对的！”朱敏说，这或许正是大多数“非典”当事者选择沉默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