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儿童版）》出版发行后读者注意到，与《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2010年版）》一样，该书仍是参照了《英国国家处方集》（BNF）和《世界卫生组织示范处方集》（WMF）编写而成。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处方集作为模板，它们到底有什么特点？国外处方集系统的发展和作用又是如何？从美国的处方集系统我们能得到哪些经验？作为我国两本国家处方集的主编、首都医科大学金有豫教授对此进行了简要介绍，希望能帮助读者对《中国国家处方集》的意义和作用有更深刻的体会。
国外处方集主要分两类
金有豫告诉记者，“国家处方集”（National Formulary，NF）是一类历史悠久的书籍，它在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目前，各国的NF的内容和涵义都有所不同，但主要分为两类内容和作用不同的NF。
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处方集。美国的NF是由美国药学会于1888年创建的，创立之初是作为非法定药物标准的出版物；于1975年被美国药典（USP）合并，作为赋形药、植物药等的药典，与USP同步出版；到1980年，又与USP联合成《美国药典-国家处方集》（USP-NF）出版至今。因此，美国的NF自始至终是一本反应药品标准性质的书籍。
另一类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处方集。英国的NF在早期的性质与美国的NF相似。从1957年起，英国NF改变了性质和内容，变为了指导药物应用的书籍，并以“英国国家处方集”的名字出版，但当时这本书的内容十分简单。随着现代药物的迅速发展，BNF于1981年进行了彻底改版，由英国医学会和英国皇家药学会组织编写，不仅加大了BNF的信息量，还缩短了更新时间，规定每6个月修订出版一次。改版后的BNF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携带方便，并向全科医生和社区的药师免费提供，所以该书在英国国内使用普遍。另外，英国国内的读者和英国所限定的发展中国家（遗憾的是，其中不包括中国）均可在它的官方网站阅读并下载书中的内容。一直以来，BNF不但在英国国内威信很高，在国际上也得到很好的评价。
金有豫还介绍说，WMF是根据《基本药物目录》而编写出版的一本示范性文件，它是由WHO国家药物政策部门的临床专家和英国皇家药学会BNF编写组专家以BNF为设计和组织的蓝本编写而成的。2002年出版了第1版，每2年修订一次。读者可以从WHO的网站免费阅读和下载WMF中的有关内容。此外，WHO还著文介绍了如何利用WMF编写各国自己的国家处方集。
推动合理用药发展进程
金有豫强调，WHO之所以建议各国编写自己的NF，是因为其与国家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
WHO在1975年回顾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药物问题后指出，药物治疗在降低全球人口死亡率和发病率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医药保障随之成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内容，使公众能够获得防病治病的必需的药品是每一个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于是，WHO就提出了‘国家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的系统概念。”金
有豫指出，建立并完善国家药物政策的目的就是用于协调指导药品研究、生产、供应、使用和价格管理等各个环节，以保障公众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安全有效、质量可靠的药品，并得到合理使用，满足群众用药的基本需求，使有限的社会医药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
基本药物遴选和合理用药都是国家药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具体如何遴选基本药物，如何实现合理用药呢？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是建立处方集系统，这是由美国人的经验得来的。”金有豫说，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药物滥用一直是个全球性问题，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如不合理使用抗菌药以致病原体耐药性产生，开大处方以及药品的消费费用日益增长等等。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设法加强合理使用药物的管理。1983~1984年，美国临床药师协会（ASHP）创建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处方集系统”和“药学与治疗学委员会”管理体系。这一套系统和体系在管理医院合理使用药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被发达国家85%以上的医院采用。WHO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并结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拟定并建议在各级医疗机构中成立“药物和治疗学委员会”（DTC）并建立处方集系统，以贯彻和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及保证合理使用国家基本药物。
处方集系统都包含有什么内容呢？金有豫解释说，首先各家医院对自己经常诊治的疾病谱有基本的了解，再以国家的诊疗指南为依据建立医院的临床路径，包括疾病的诊断路径和治疗路径，然后建立医院的药物名单（基本药物目录），最后形成医院自己的处方集。所以，处方集系统包括了医院的疾病谱、标准治疗指南或临床路径、基本药物目录和医院处方集；而负责建立并实施处方集系统的部门就是各个医院的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处方集系统是高效的和具有高成本-效果比，重要的是它们的内容相互一致，便于在实施中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和可管理性。
金有豫最后指出，综上所述，就不难理解《国家处方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了。当前，我国初步建立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和行政管理部门。特别是为了贯彻和实施国家药物政策的国家基本药物遴选和合理用药，在吸取国际经验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基础建设，如编写《临床诊疗指南》和组织制定临床路径，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工作；又如编写了《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再如在二级以上医院建立“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等。《中国国家处方集》有关疾病、药物、经济等重要内容均适合国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实用性，它是指导医生遵照国家规定，对患者合理、安全、有效地进行药物治疗的专业文件；是实施国家药物政策的重要文件；是执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文件；是支持医院管理机构（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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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WHO一直致力于推广药物与治疗学委员会（DTC）制度，并誉之为“促进合理用药的工具”。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医院85%以上都建有DTC；在美国，有无DTC更是医院评鉴的条件之一。WHO为此还编写出版了《药物和治疗学委员会：实践指南（2003）》，对DTC的必要性、重要性、组织结构、功能、活动、作用、管理方法以及相关实例作了全面的论述。我国已于2007年由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药事管理研究部和中国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翻译出版了其译本。（本报记者 吴若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