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周中，我遍访新加坡各地，与政策制定者、医生和病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会面，他们每个人都迅速地表达了各自对该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看法。
尽管新加坡以非凡的经济成就著称，但一些根本性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个国家，比如收入不平等，在医疗资源的如何合理利用和分配上过于苛刻，以及政府资助的医疗卫生资源微不足道等等。
就在上周，一位政策专家抛出这样一种观点：新加坡依然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的经济，第三世界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经历了这些会面之后，我很难不产生出一个疑问：新加坡在医疗保健方面的经验应该给予中国哪些启示？
过去几天中，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医疗从业者，我见到的这些人都会迅速地指出新加坡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的许多制约，这都跟该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护士直接相关。
无论新加坡找到哪一种最契合其需要的医疗保健模式，这个国家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或及时地提供医疗服务，除非它能够显著提高可供使用的护士数量。
就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而言，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经济体中，护士都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提供医疗服务时，护士已经能够扮演一个更加积极，参与性更高的角色。
在一个国家的医疗保健体系中，能用的护士越多，而医生越少，那它就越能够建立起合格且成本效益高的基础性、亚急性的和长期医护体系来。
新加坡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与移民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护士短缺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没有足够多护士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却同样严峻。
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付出的先期努力还不够：为了避免新加坡的问题，中国需要设法让护士成为一个在文化上具有吸引力，而且能够挣到体面薪酬的职业。
除了护士短缺之外，新加坡也很难把公共和私营医疗资源恰当地整合在一起。
本周在新加坡碰到的许多私营医疗机构都非常失望地哀叹道，各种制约因素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得他们无法发展出能够惠及中产阶级的医疗模式。
新加坡受人称道的医疗体系确实存在，它是私营机构大举投资的结果；然而，对于该国的中产阶级来说，这种世界级的医疗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正如一位医疗服务提供商所解释的那样，新加坡政府渴望维护其在民众生活中的必要性，这就意味着它非常抵触能够引导政府或私人资金流向大众医疗保健支出的结构性改革。
显然，并不是每个新加坡人都持有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但新加坡政府方面对于政府资金流向公立或私立医疗保健服务的抵触情绪，依然是一个问题。
与之类似，中国也很难清楚地确定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边界。中国卫生部知道，它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帮助其加强中国中产阶级未来所需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
卫生部仅仅是承认它希望吸引私人投资进入医疗行业，便已经是种进步了，而新加坡却一直难以跨出这一步。
新加坡的保健储蓄计划（Medisave）和健保双全计划（MediShield）曾经被视为允许民众自我承担医疗费用的绝佳例证，但这些医保计划最近饱受批评，而且其原因值得中国方面注意。
新加坡的这两项计划能够让个人预留出资金，为自己的医疗花费买单。就民众可以用钱干什么而言，这些计划是相当灵活的，但不幸的是，它们被设计成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尽管新加坡已经遏制了传染性疾病，但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和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双重压力却将自费医疗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新加坡将不得不显著扩充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与之类似，中国也必须认识到，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需要一种混合的医疗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能够通过政府补贴的机制享受到医疗资源，同时以个人支付机制作为补充和增益。同时容纳两者不应该是一个意外，而应该是中国卫生部有意设计的政策结果。
许多人认为，通过新加坡的现在，可以一窥中国未来的模样：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清洁的空气、世界级的体制等等。
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医疗体系暗示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可能严重脱离人民的需要。
不同于这些问题对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国造成的影响，中国医疗保障的不公正和收入的严重不平等所带来的问题，很可能会威胁到这个全球经济仅存的亮点之一的稳定。(Benjamin Rubic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