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冲突、爱围观的网络哄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嗜好，就是在各行各业中寻找反体制的典型，然后将他们包装成反体制的民间英雄，用体制内-体制外、官方-民间二元对立的思维进行褒贬，借此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在站队中完成一种大义凛然的批判。近来，网络红人“急诊女大夫”于莺就被捧成了某种反体制英雄。
于莺从其所供职的协和医院辞职了，在择业越来越自由化、跳槽越来越常态化的今天，离开一家医院到另一家更适合自己的医院去工作，再正常不过了。这个爱在微博吐槽的大夫，也在微博上清楚地解释了自己离开协和的原因。可很多人并不关注这位女大夫说了什么，不关心其辞职的真实原因，而是靠自己的想像去构建一个关于辞职的阴谋论，习惯性地将于莺想象成了一个以义无反顾的“不合作”反抗既有医疗体制的形象：受不了体制束缚，然后毅然逃离体制，奔向自由。
于是，一个急诊女大夫的辞职，在体制内外的对抗思维下，就带有了强烈的批判色彩，辞职好像成了表达抗议的行为艺术。这种二元对立的站队思维是大有问题的，为什么非要把急诊女大夫推到体制的对立面呢？为什么非要以非此即彼的对抗思维看待一个人的辞职呢？每天有很多人从这个岗位上离开，可每天同样又会有无数人挤破头争抢这个岗位，体制确有无可回避的问题，但不必拿一两个人的辞职去过度阐释体制之弊。
一个名人离开体制内岗位，说明体制有问题。用这个逻辑去推理，无数人奔向体制内岗位，是否就能证明体制很有优越性呢？当然，在持有“体制就是坏就是坏”观念的人眼中，任何一个事实都可以作为批判体制的论据。他们会说，奔向体制说明体制问题更大，因为资源被体制所垄断。
一些人热衷于在各行业寻找反体制英雄，将其各种行为解读为对体制的反抗。南方科技大学一出现，就被捧成了反体制的典型，告别行政化和打破一考定终身，都被解读为对体制的激烈反抗——其实校长朱清时及南方科大并不是为反体制而来，而是温和地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寻找一条新路，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是体制力量的改革自觉。反体制的解读反而营造了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与冲突，后来将南方科大推到了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
还有李娜也是，习惯于被解读为反举国体制的英雄。单飞并成功的李娜常被舆论置于举国体制对立的位置上，实际上，李娜的单飞，是给举国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路，而无须将其当成体制的挑战者，当成对手和敌人。李娜如今走出了自己的路，取得了成绩，官方也领悟到了李娜对改革的意义，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接受采访时就说过，中国运动员大多在传统的举国体制下成长，但当他们成长到一定阶段，翅膀长硬了之后，应该放心地让他们单飞。
让人忧心的是，这种对立思维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比如李娜，当她被当成一个反体制的符号时，当她被很多人拿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时，她有时会迎合这种舆论需求而扮演一个舆论需要的反体制角色。无论是朱清时和南方科大，还是急诊女大夫于莺，都应该坚持自我，拒绝被那种“反抗即正义”的偏激思维诱导着走向非已所愿的立场。
舆论空间还有一种怪象，有些人喜欢伪造名人的言论，将一些激烈的反体制言论安到一些名人头上，白岩松说什么了，崔永元说什么了，其实这些话根本不是他们说的。将这些极端言论安在名人头上，似乎强化了某种反体制的力度，可多是伪造的冲突和对抗。让“急诊女大夫辞职”回归本原吧，不必用自己的偏见和想象去过度阐释。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