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代号为“培根”的爆料人向媒体举报世界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在2007年11月前后，向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及广州的79家医院，503位医生，借“研究经费”(研究者费)的名义，支付约169万元的费用。
(8月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世界医药巨头、79家超一流医院、500多名医生、洋贿赂，这些词句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幅令人惊悸的医疗贿赂路线图谱。对于医疗行业“回扣”现象，虽然国人见怪不怪，但作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也不得不向这一“国情”低头，实在令人五味杂陈。
外国人给中国人行贿，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新名词叫“洋贿”，其实“洋贿”现象在近年来并不鲜见，从朗讯到不干胶巨头丹尼森，从力拓到IBM，不时有外国人行贿的报道。与官员们的“雅贿”想比，“洋贿”往往更直接，像赛诺菲公司，就是通过医药代表直接把这笔钱打给医院或医生，且有详细名目，一点也不“娇羞”。
“洋贿”现象是国外企业深谙中国国情，入乡随俗的营销策略?还是医疗管理乱象下适应市场竞争的无奈之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解读，可以窥见中国医疗行业的各种怪现状。
首先要弄明白的是，“洋贿”的真正受害者不是外企，不是医院，更不是医生，而是老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贿金必将附加在医药的成本里流通，那169万元的“研究经费”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这些药物的人。
其次，要明白“洋贿”从乘虚而入到长驱直入，他们同样看清了现有医疗管理体制有严重漏洞，以医养药、医药不分、分而不明。医生不愿意当医生，跑去当医药代表，就像法官不愿意判案，跑去当律师。原因何在?在于这里面有重要的利益关系，医生不如医药代表挣钱，法官不如律师挣钱。
责任、良知、道德、职业成就感，敌不过“孔方兄”的诱惑，似乎这不只是一个医疗管理体制的问题。
不久前，广州警方搞毁了3个医托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77名，涉案金额近千万。令人瞠目的是，这些“医托”里面，竟有广州某著名医院的教授。这不仅仅是医院少了一个医生、学校少了一个教授这么简单，背后的问题是医生职业的堕落和医疗行业的灵魂被抽空，医患群体信任关系的减退。这才是最可怕的。
第三，现有法律制度尚无法根本解决医疗行业的沉疴。“洋贿”是适应中国土壤结出的“恶果”，本质上仍然是腐败，是犯罪，只是现有法律法规对其打击力度还远远不够，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有跨国公司在我国因为贿赂受到制裁，或追究刑责。
至上而下，红头文件发了不少，但效果不佳。立法上也有不少尝试，比如，200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由于法律定位不够精准，比如“数额巨大”究竟是多大?没有标准，再加上“吃回扣”本身的隐蔽性，似乎“疗效不佳”。对“洋贿”更是鲜有涉及。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洋贿”，赛诺菲不是第一个，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仅在医疗行业，还包括其他行业，都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如果不能充分改良市场经济的土壤，追求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就很难从根本上杜绝各种“潜规则”，建立“明规则”，更难保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王方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