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又有用工荒，各地都在报道缺工的情况。其实，“用工荒”这个说法，是资方本位的说法；在劳方的角度说，这是就业容易、劳动价值提高。
我所在的城市，有企业到车站去设点，“拦截”打工者，但一天下来，缺工上万人的企业，也就拉到几十人。有一种说法是，来自农村的工人很多要到元宵节后才上工，过一阵用工荒就好了。现在，元宵已过，不知情况是否真的好了，报纸上用工荒的话题反正是告一段落。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蓝领岗位招不到人，已有数年，且不分季节。
成都的报道说，现在餐馆服务员不再是清一色的20多岁小妹，四五十岁的大姐逐渐多起来；劳动市场上，招工已少见年龄限制的字眼。这也是用工荒的一个旁证吧。要知道，以前的招工，不仅大多要求“35岁以下”，还要求“外貌端正”哩。
为什么招不到工了呢？媒体给出了大同小异的解释，现在工人希望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机会、更丰富的业余生活，劳动部门也在劝告企业应该善待员工，企业则在表示提高待遇。这些都不能说是不着边际吧，甚至不能说不是道理，但远谈不上切中要义。
提高待遇、规范合同、关心爱护、增加福利，当然远远好过对员工呼来喝去、冷若冰霜。但缺工到底是一种绝对现象，还是一种相对现象？倒回十年，为什么无论怎样，都好像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今天，如果所有的企业都善待员工了，用工荒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
我又听到一种说法，现在是结构性缺工，并不是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供应存在结构上的问题。这种说法不陌生。前些年到处都在下岗，减员增效，谋职很困难，我就听说这是“结构性失业”，不是岗位不足，不是劳动力过剩。问题是“结构性”而非总量性的，似乎就很能给人一种“其实没有问题”的印象。
当年“结构性失业”，大家都说失业是能力不足造成，是找工人拈轻怕重造成，但仍然数千万人无业可就。现在“结构性缺工”，大概又会说劳动力其实有得是，只要花价钱去请就行。但当年不管你怎样放下身段，仍有大量人在岗位竞争中失利；现在却变成企业找不到工了呢，总不能把还有不少大学生找不到好工作，算作劳动力富余、缺工只是结构性的证据吧。就算暂未就业的大学生都去当蓝领，缺工是不是就解决了还是个疑问。
劳动力过剩，再苛刻的条件都招得到人，低工资、强劳动都不愁有人做事。“年龄35岁以下，外貌端正”之类条件，不过把一部分劳动力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使其无法加入岗位竞争。同样，劳动力缺乏，用工竞争必然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但再优裕的条件也不能总体上解决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而只是使一些企业能招募到足够的工人，另一些企业则招不到工人。
对于某种产品，市场信号可以使其增加或减少供应；但对于劳动力来说，市场往往调节不了供应量的多少，而更多的是调节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应紧张，价格高企，使部分企业难以支付劳动力成本而退出，使部分企业转而寻找替代人工的方式。用工荒固然倒逼企业改善工人待遇，但也会倒逼企业增加机器人的运用，倒逼企业转型乃至破产。
又想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时，企业要支付更多的劳动力成本，那时还没有用工荒，企业想的多是怎样既不违法又能够保持低成本用工和随时让工人走掉。不过几年时间，主动权倒转了，企业想的应该是怎样保证有工人来开工了吧，一些地方甚至用给官员下命令的办法，协助企业招工了。
制造业企业营利水平不足一直是问题，税负重也一直是企业的说法但不为官方接受。用工荒将加剧企业的成本支出，导致企业缴纳税负能力下降，进而倒逼政府制定合理的税负，税负减少可能减少政府的可用财力，由此，“用工荒”也将倒逼政府发生一些改变。
这些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倒逼”，大多是市场主体直接倒逼普通人，或通过倒逼体制改变普通人的境遇，普通人被倒逼得越来越无力。“用工荒”使普通人有机会倒逼一下市场主体和权力主体，没什么不可以的。（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