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核心内涵，其中“证”便是指的证候，是患者各种症状集合而呈现出的证候类型，证候揭示了病机本质，也有其现代生物学基础，不仅反映了局部病理改变，更反映了全身性非特异性功能状态的失调，体现了中医认为疾病是全身功能失调的局部病理改变的整体观和系统观。“辨证”即通过对证候类型、病机特点全面辨识揭示其病理实质，为“论治”提供依据，从而提出新干预策略、治疗方法、组方选药，体现了中医药“理、法、方、药”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通过临床辨证论治实践不断发现新病机规律的理论原创，提出干预策略及治疗方药的治法与组方原创，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并进而形成创新中药，是中医药学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复方中药原创的不竭源泉，认识并尊重中医药这一学科自身规律，对现代中医药发展、新药研发、中药产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重要性。
纵观两千年中医药发展史，正是辨证论治促进了理论和方药发展，其中证候用药占有重要地位，如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制的金匮肾气丸，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觉》由此化裁而成的六味地黄丸，金元四大医家的补中益气丸、防风通圣丸、大补阴丸等千古名方，历代医家竞相应用屡试不爽，至今仍是临床医生广泛应用的名方名药。
目前我国现行的新药审评办法不批准证候用药，这种政策从根本上扼杀了证候用药的研发与上市，使中医药再也难以研制出像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等千古名药，这不仅不符合中医药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也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还与对中医药科学价值的认可有关。自清末民初西风东渐西方还原论冲击中医药整体系统思维，导致对中医药科学价值的否定，因而要求中医药按西医一样说清病理、说清诊断、说清作用靶点、说清物质基础，导致对中医药证候及证候用药的否定。二十一世纪生命科学正经历着由还原论向整体论的回归，当单体药物局部干预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时，从“治人的病”还原论思维回归到“治病的人”的整体系统思维，患者的全身性证候表现揭示的机体动态功能失调状态正在受到重视和研究，而证候用药的复方中药恰恰在这一领域具有单体药物干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不批准证候用药就使我们丢掉了中医药这一领先于世界生命科学研究的独特优势。
目前辨证在创新中药审批中的体现是西医病的证候类型，把西医病和中医证机械的链接在一起，不能够完全体现中医特色，尤其是许多疾病西医目前诊断尚不清楚，中医辨证论治却能取得良好疗效，因为不符合目前的审评办法而不能够进入临床研究批准为新药。例如临床常见的妇女特发性水肿，多认为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发病原因尚不清晰，而其中医病名则为“水肿”，病机常见肝郁脾虚，应用汉代名方当归芍药散加减疗效确切，由此经多年临床实践和新药研发上报的“归苓消肿胶囊”却因西医尚无明确诊断而不能获批临床。西医诊断不清而不让中药审批，可见对中医证候用药的偏见影响之深，这种审评既不能满足临床用药的需求，又影响了中药产业的发展，更限制了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
建议：
开放中医证候用药的审批，不必中医证候必须与西医病名诊断挂钩，特别是在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挥中医治未病优势，许多中医有证候表现而西医尚未发现器质性病变，证候用药疗效确切优势突出，应当大力促进证候用药的尽快开发，从而促进我国健康产业发展、中医药学科进步和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