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辱医、伤医、杀医事件频发，去年全国发生医疗纠纷约7万件。如何破解医患冲突困局已成当务之急。
缺少信任是医患冲突根源。传统医患关系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但在如今的陌生人社会，公众就医范围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具体的医患关系可能就是一次性的服务与被服务。人际信任不复存在，制度性信任尚未建立起来。
当前不少医院在生存压力驱动下，功利地开大处方药、过度检查，失去了公众信任；还有医院过度宣扬医疗技术的先进性，掩盖其局限性与风险性，使患者对医疗寄予过高期望；同时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医院，医生不堪重负，患者就诊时间大大缩短。这些都是医患信任缺失的重要原因。
信任的建立需要医生的人文关怀。但人文关怀不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而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因此，医改应加大公共投入，还公立医院公益本来面目；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扶植社区医疗发展；引导患者认识医疗技术的局限性与风险性，养成成熟的就医心理，如“小病看全科医生，大病到专门医院”，避免“全国人民上协和”；将医德、医风纳入医生绩效考核，并加强对医护人员职业道德、沟通技巧的培训等。
目前，医疗责任事故的鉴定机构从属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老百姓认为，这是“老子管儿子”，很难做到公平。应扶植社会组织，使其发挥整合、调解作用。患者可组建维权委员会，增强整体谈判能力；医生可组建自律、申诉委员会，维护医生的声誉与权利。双方通过有组织、有秩序的博弈，化解矛盾。
“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医生证明自身在医疗行为中无过错，这很难做到，导致患方胜诉概率极高，于是催生“医闹”产业。应废除“举证责任倒置”，并重拳打击“医闹”，不能为维护稳定一味压制医院，使“医闹”屡禁不止。
杀医属于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应依法严厉打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医患信任，患者及其家属可能主观地建构敌意，将医生正常的行医行为视为草菅人命，在疾患导致的挫折感作用下，将医生作为替罪羊。
在人际信任的废墟上建立起制度性信任，是医患沟通、化解纠纷的基础。有了信任并辅以严苛的法律，医患冲突现象就会慢慢萎缩。▲(王宏伟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