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壮
临床疗效是中医药的“生命线”，维护和增进“生命线”的活力，在于深刻认识蕴藏于中医药中的整体系统思维优势，确立并尊重中医药的科学价值，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在21世纪世界科学包括生命科学的深刻变革中，发挥导向和引领作用。
生命科学向整体系统思维回归
吴以岭委员说，“整体思维、天人相应、辨证论治”是中医药的核心理论，其以整体系统思维应对复杂科学问题和复杂人体疾病，破解以西医药为代表的还原论的局限性，正在成为当代医学家们的共识。
“中医的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这是钱学森先生站在世界科学发展趋势高度所作的论断。吴以岭认为，21世纪生命科学向整体思维的回归，对中医药科学价值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推动了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成果，有力验证了中医药核心理论的科学价值。
中医络病学是关于“络病证治”和“脉络学说”的理论体系，是对中医历代医家络病论述和治疗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吴以岭说，以络病理论为指导，针对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流感等重大疾病所研发的一系列络病复方药物，通过循证医学评价方法验证，临床疗效获得了国内外医学家的充分认可。如通心络胶囊治疗急性心梗PCI术后无再流研究、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室性早搏、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连花清瘟胶囊治疗甲型流感，彰显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特别是在治疗心脑血管病这一复杂性疾病中，发挥了“系统干预”的重要作用，体现出整体思维的优势。
否定中医药科学性是无知和偏见
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加强了与我国的中医药研究合作，这种合作有政府间的，也有民间的，许多跨国药企在布局中药研发，并购中药企业，力争抢占市场制高点。吴以岭介绍，像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心脏病研究中心、英国卡迪夫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等，已参与到络病药物研发中。
但是，质疑和否定中医科学性的声音仍然存在。“这种现象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与东西方文化之争有关，反映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偏见”，吴以岭说，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西方医学快速发展并成为世界主流医学，还原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药带来冲击。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代表性人物，都不同程度地质疑或否定中医药，胡适就说过，中医能治好他的病，但说不清他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对中医药整体系统思维的否定，反映到国家政策层面，就是压制和消灭中医。192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所谓中医是“伪科学”、“假科学”的论调以及“宏观肯定、微观否定”的做法，当前确实对中医药发展造成阻碍，吴以岭指出，这表现在教育、科技、新药审批、专利保护、药品价格和服务收费等多方面。如中医教育，对中医药学科自身规律重视不足，“教学的不会看病、看病的不认识中药、研究药的不懂医”；学术上表现为“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及治疗方药相脱节”；在科研方面，对复方中药的科学性及原创价值认识不足，认为“复方中药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说不清、科技含量低”，甚至直接禁止证候中药新药审批，从制度上扼杀了像治疗肾虚证的六味地黄丸、脾虚证的补中益气丸等传统名药的产生；专利保护重视化学结构专利，复方中药专利则被认为科技含量低，或不予认可；药品定价，化学一类新药定价标准为销售费用率30%，利润率为45%，而专利中药则参照普通新药，其标准均为10%；医疗服务价格，中医项目亏损的多，而最能体现中医知识水平和科技含量的处方不让收费，“逼迫中医去做西医的事”。
吴以岭认为，对中医药整体系统思维模式的无知和偏见，在宏观上肯定中医药，但在具体政策中否定中医药科学价值的种种做法，严重阻碍了中医药学科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中医药科学价值
顺应世界生命科学发展大势，在从还原论到整体系统思维回归的过程中，发挥中医药的引领作用，应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并尊重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制定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
吴以岭说，党和政府支持中医药的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出台了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了中医药立法进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的要求，中医药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对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具体政策和管理办法，各相关部门有必要好好思考和研究。”吴以岭认为，应重新审视中医药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评价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他提出，中医药所具有的整体系统的理论思维优势、理法方药一体化的组方原创优势和系统干预的临床疗效优势，要在临床、教育和科研中给予充分重视和支持。要制定最能体现中医科学内涵的处方收费标准，尽快开放证候用药审批，认可组方原创的专利中药，中药药品价格定位享有化学一类新药同等标准，大力支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他也希望，继续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挖掘中医药整体系统的科学价值，找准引领未来科学发展方向的思维规律，“实现钱学森先生的伟大科学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