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新波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但这一举措能否有效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加快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增加医疗服务供给，仍需实践检验。
放开非公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只是政府推动社会办医的一个配套政策，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让本来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而事实上，现在很多省份的非公医疗机构的服务价格都是放开的。但非公医院即使在优于公立医院的价格环境下，也依然没有走出一条“物有所值”的路子来，或者大多数非公医院依然在公立医院的“压制”下无法走出“物有所值”的路子来。
最近，我国南北方有两则截然不同的消息：北京进一步削减公立医院特需规模；广州市妇儿中心妇产科大升级，开设每天消费3000元的特需病房。我们先不说公立医院开办特需医疗的“必要性”，从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来看，上述现象就是“南辕北辙”，一种模糊而混沌的医改现状已经显现眼前。事到如今，价格似乎不是非公医院走出困境的“救命稻草”，其脱困的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厘清。
两种
在医院，服务有两种：一种是医技性的服务；另一种是非医技性的服务。在中国，患者普遍对公立医院医技性的服务信任度高，但对医护人员非医技性的服务不满意；同时对非公医院“笑脸”服务背后的“欺诈”忧心忡忡。这既是一个服务的提供与对服务感受的问题，也是一个服务管理与服务营销的问题。在医技性服务没有达到同质化的时候，看好病是人们的第一需要，不管是在民营医院还是在公立医院，人们往往选择技术优先。当医疗技术同质化之后，围绕患者满意度的非医技性的服务就显得很重要，服务满意度管理就成为服务提供者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在看好病的同时让患者获得被尊重的人性化服务，这是医院服务上了一个层次。但是大家必须明白，服务是需要投入的，也是需要购买的。作为公立医院的服务定价，不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享受型”的非医技性的服务。按照当前的公立医院服务价格标准，医院也难以从“比较廉价”的价格中获得更多的钱来提高服务质量，尤其在施行了药品零加成政策之后。
现在大家对公立医院不满意的不仅在于价格，还在于排队耗时。但试想一下，在当前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数量有限，能有多少空间和时间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服务呢？我们可以分析“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现象：医生3分钟看一个病人，1个小时则看20个；如要排队3小时挂号，病人看病则排在第60位。如医生每30分钟看一个病人，每天工作8小时，则每天只可以看16个病人，那么挂号排在第60位的病人看病得排到第4天的倒数第5位。另一个事实是，大部分公立医院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全额投入。因此面对众多的病人，医院唯有尽量满足已经在排队的患者，医生通过体力来“薄利多销”，来获得“体面的”收入。所以，时间对医院和医生而言，也同样非常重要。因此，提高医院服务水平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也需要有投入。医技服务和非医技服务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但这种“享受型”的服务不是公立医院目前力所能及的。
找准
两亿人次挤在北京看病的现状足以说明，医改远没有达到预期——大病不出县。政府仍须努力，尤其要在服务能力上出真招！政府在医改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两点：一是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公平地提供；二是政府将不能管也不应该管的事交由社会来办。
事实上，5年医改基本上就是一个由公立医院主导“市场”的医改——公立医院在市场上与民营医院开展不平等竞争。公立医院无限制地扩张，大小通吃，并且高端市场的份额也无限占有，连国际医疗旅游的业务也统揽；公立医院并没有真正向基层发展，使病人下沉，公立医院主导的双向转诊、医联体等都是以市场为导向，导致更加严重的医生与病人双虹吸现象。当然，这种导向的市场是伪市场或类市场，因为市场只能自动配置在“人流”中、“钱流”中。
所以，当我们在推动社会办医的同时，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政府的责任，即政府应责无旁贷地加大对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提供安全有效的公共服务，建好医疗安全保障网。
加强
目前，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的运行机制基本一致，目的都是“尽可能多赢”。在“赢”的战略中，公立和私立没有明确的边界。比如，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的改制”，但究竟是改为“混合所有制”还是全社会资本，没有具体的法律指导。不同的资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政府不投入，那么公立医院就可能像企业一样从社会获得资金来发展。若这样，公立医院的院长就必须想着赚钱，就要雇佣能赚钱的员工。
目前，巧立名目套取国家医保费、为了利益夸大和编造患者病情，这些现象在私立医院无疑存在，但在公立医院也同样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所有的医院都必须自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加强监管，这是政府的主要职能。除非政府不办医，否则，政府办医的责任就一定要到位。比如，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指出：县级政府对所办医院履行出资责任，禁止县级医院举债建设。已贷款或集资购买的大型设备原则上由政府回购，回购有困难的限期降低价格。严禁医院贷款或集资购买大型医用设备。如今，举债风再起，扩张风更猛。殊不知，这种举债与扩张不仅仅使民营医院边缘化，还使不合理的医疗增长更烈，虹吸力更大。只有监管才能使市场更加有序，责任更加分明。
综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政府责任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了，多元化办医就一定可以使服务供需分化，也可以促进服务质量不断改进，从而缓解“看病难”。
（作者系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