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帅（医生）
5月20日3时许，苦寻带呼吸机的救护车6小时无果，河南滑县读者向报社求助。5月27日19时26分，寻找救护车送子转院无果，宜阳读者向报社求助。有患者家属倾诉了寻求救助时的尴尬和无奈。“跨区域转运的病人基本为危重病人，长时间寻找救护车，其实是在消耗宝贵的抢救时间”。（5月29日《大河报》）
“真不敢相信，这么大的洛阳找不出来一辆救护车？”着急中的患者家属显得很无奈。没有这种极端案例的出现，一车难求的窘况可能还不为人们所知。庆幸的是，患者家属借助于媒体这个公共平台，曲折地找到了急需的医疗转运资源。
一个城市为何找不出一辆可用的救护车？恐怕还是一个医疗风险问题。转运危重患者的高风险自不待言，一旦转院路途中发生意外，很容易产生医患纠纷。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很多医院普遍有自保的心理，不愿意去接受高风险的患者。
时常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不愿承担医疗风险”的成本高得惊人：轻则过度检查和大范围用药，医生把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以求“千万别在我手上出事”；重则想方设法不与高风险的病例打交道，做“太平”医院、“太平”医生。从重症患者找不到转运的救护车，再到艾滋病患者找不到愿意接诊的医院，最后到高风险的孕妇被多所医院找理由拒诊，背后都有这种思维的影子。
“不愿承担风险”，证明了两个群体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在对医疗风险的管理上，一些管理者们还热衷于用道德惩罚式的手段来进行，而很多管理规则的漏洞和缺陷，往往也被演绎成个体的道德问题，再加上彰显公平和正义的规则契约未入人心，“不愿承担医疗风险”才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思维。然而要命的是，“不愿承担医疗风险”的成本高得惊人，这一点还时常被忽略。在你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会不会出现一样的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