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华
“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从5月1日起开始实施，结果，我们医生拿着协议跟患者签字时，红包反而多起来了。”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23日在海淀团，说起了一个让全团代表都啼笑皆非的事情。(1月24日《北京晚报》)
尽管从全局来讲，医患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的效果如何，尚需调查与论证，并非徐凤芹个人所见能够代表。但徐凤芹所描述的现象，或符合大众心理。当一个人告诉熟人，自己生日不必送礼时；当一位领导，劝戒手下不必给孩子压岁钱时，可以想象，即使他人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也会从中听出“画外音”。“红包协议”也是如此，它对患者可能起到反向的暗示作用。
特别当这种协议没有硬性的约束时，反向的激励就更不可避免。对于患者来说，送了不会冒多大的风险，而不送，患者内心难免忐忑不安。对于医生来说，医生收不收红包，更多出于个人自觉，出于对相关法纪的敬畏，却与协议的关系不大。可见，对于徐凤芹所描述的现象，首先固然应该在协议内容的严谨性等方面进行反思，但再好的协议也可能治标不治本。
首先，优质医疗资源仍较为紧张，成为红包的催生力量。当是否能挂上号、住上院，当诊疗是否合理这些问题，患者心里没底，就难免会产生送红包的冲动。而医生反复拒收或上交红包也是一种折磨，久而久之，这种折磨会降低风险的威慑力，收下红包可能反而显得轻松。
其次，医生收入无法体现价值，红包就可能被默认为一种合理补充。读书多几年、加班很常见，医生看病，既有医疗风险，又得提防冲突，工作量和压力都十分巨大。但与之相比，收入就相形见绌。如此一来，收受红包就可能被少数医生认为是一种合理补充，特别当这种心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风气后，低收入就会对冲耻感，红包就容易穿上“合理”外衣，被一些医生所接受。
可见，红包反而增多的现象值得反思，不仅要检讨“红包协议”能起到的作用，更应该论证，如何立足医改，从宏观角度、从根源上破解红包背后的医疗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