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部分廉价救命药物的短缺正在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诸如放线菌素D、溴吡斯的明、ACTH、鱼精蛋白等价格低廉同时对相关患者生命攸关的老药不时被爆出患者求药无门、黑市炒成天价等一系列消息。舆论和公众都在拷问医药行业和政府：这么重要的药物，成本也不高，为何会出现如此频繁的短缺？
问题不仅是低价格
道德批判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时至今日，虽然仍有少数声音还在指责企业“唯利是图”，但更多舆论还是能够相对理性地指出：强求数十年不变的低廉价格，在生产成本飞涨的今天，确实很难让企业有足够的动力生产和销售，毕竟企业也要生存，做一支赔一支谁也受不了。各路观点给出的药方包括政府补助、定点生产等等，其中一些举措也已然开始了尝试。
低廉的价格，确实是这些经典救命药物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要保障这些药物的供应，放开价格，乃至于必要的大幅涨价，毫无疑问是必须的，否则没法再谈。不过，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却不能单纯依靠涨价来实现。
笔者曾与某些廉价救命药短缺的企业高管探讨过相关问题。的确，目前各界对这类药物需要涨价已经在较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尽管如此，我问“如果现在让你们涨价十倍甚至几十倍，估计这个品种你们能赚钱吗？”对方想了想，答曰“可能还是很难，因为确实用得太少”。
这确实也和不少媒体报道过的，在一些企业紧急恢复短缺药供应后，往往表示“本批次药物其实是亏本生产，企业主要是为了公益”的表态是一致的。由此看来，除了价格低廉之外，用量少同样也是企业生产这些救命药动力不足的原因。
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迷失
事实上，用量少只是表象，背后的本质原因，更多应该是患者需求和企业供给的信息未能实现有效匹配。
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除了极少数非常罕见的疾病外，多数疾病即使患病比例再低，患者的绝对数量恐怕也并不在少数。同时，这些廉价救命药既不是1000美元一片的Sofosbuvir，也不是2万3一支的Herceptin，不存在有患者规模但是却消费不起的问题。说得夸张一点，结合产品原有十几块甚至几块钱的定价和媒体报道的“黑市能够炒到几百甚至上千倍的价格”，它们中的大多数即使涨价数十乃至上百倍，估计大多数患者也还是有能力和意愿来消费。
企业感叹“用量少”也实情。一个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本土的医药企业，即使是行业龙头级别的，其产品营销网络的覆盖远没有通常想象的广泛和深入。结合上市公司年报中的销售来源可以看到，即使是恒瑞、天士力、人福等行业龙头，企业的营业收入来源按地域划分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平均，往往是接近半数比例的产品销售集中在自身所在的省份或区域。如果是更小的企业，甚至可能80%以上收入都来源于本省。
这样的分布意味事实上，企业的产品供给往往只真正对接了全国庞大患者群体中的很少部分比例需求。这倒许多时候也没关系，廉价但是使用广泛的普药，仍然可以有足够销量，使用量少但是单价昂贵的诸如肿瘤药物，也可以带来足够覆盖成本的收入。但是，对于同样用量少却价格低廉的这些廉价救命药，恐怕问题就来了。
涨价当然是应该的，毕竟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前价格放在今天，很定不合适。不过，几十倍乃的涨价能接受，但是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完全按照“黑市标准”的涨价，恐怕就不现实了。毕竟都是些老药，没有替尼或单抗那样高昂的成本，涨到几千甚至上万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那该怎么解决？
“需要的患者在哪里”
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在允许适度涨价的同时，解决企业供给和患者需求的信息充分对接问题，效果如何？我们来做两个简单的测算。
溴吡斯的明片，口服品种用于重症肌无力，全国约有60万到100万患者，一般成人每天3到4小时口服一次，每瓶60片。如果平均每天2.5片计算，单个患者年消耗15瓶左右。每瓶售价30元，仅一家企业有批文，媒体报道黑市被炒到800多元一瓶。如果允许价格涨到每瓶100元，覆盖40万患者，每人年均消耗15瓶，年规模6亿。对于患者，每年用药金额涨到1500元，但是可以保障供应。对于企业，哪怕终端规模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营收，2个亿的收入也理应有足够的动力。
硫酸鱼精蛋白，心脏外科手术必用，全国两家企业有批文，标准价格10元，黑市炒到上万元。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协会体外循环分会发布的《中国心脏外科手术白皮书》显示，2015年统计729家医院上报心脏外科手术21.2万例，全国实际开展手术数量显然还会更多。以覆盖20万例收入计算，如果鱼精蛋白涨价到1000元一支，年均终端消费销售2亿。如果是在此基础上的营收规模，相信也能让企业有动力生产。1000元消费级别的耗材，对于保障一台心脏手术的开展，应该是多数患者可以接受的。
这两项测算表明，如果企业供给能够有效覆盖足够比例的患者需求，完全有可能在可以接受的价格范围内，实现多方共赢。这还没有考虑政府补助等支持，如果有的话，当然企业动力和患者接受度还能进一步增加。
所以结论很清楚，解决廉价救命药短缺的出路，一方面要允许企业适度涨价，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真正对接到，“需要的患者在哪里”。
打通信息隔阂：未必就是那么困难
事实上，对于这些廉价救命药，虽然患者数量整体少于许多常见疾病，但是覆盖足够比例的需求信息可能反而更加容易。因为其中许多或者是罕见病，或者是全国能够治疗的医疗机构相对有限，许多可能都集中在各省的省会龙头医院。这些都意味着患者的求医途径会比常见疾病更加集中，何况其中不少可能还有密切联系的患者协会或者网络社区，这些都为供需信息的对接提供了基础。诸如最近的溴吡斯的明片，企业在恢复生产后就是通过与北京爱力重症肌无力罕见病关爱中心合作，面向需要的患者有效发布信息。
这些需求只要去寻找，一定有机会获得充分的对接。夸张的说，药贩子和黄牛党在这方面只怕要灵敏和努力得多。适度的涨价也能够覆盖企业在对接信息方面的支出成本，而政府在此方面提供精准帮助，也会比提供资金补助更为现实和有效。除此之外，开展这类打通供需信息流的工作，对掌握海量信息资源的互联网巨头而言，也是惠而不费的公益活动切入点，完全值得考虑。
不必担心这其中会有泄露患者身份信息，因为对企业而言，需要明确掌握的信息只是这些药物每年在哪些医疗机构被购买，固定使用数量大概多少，以此进行符合成本的生产和配送。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与有限并集中的需求终端充分对接。相比国内常规药品消费行为，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成本将被大幅压缩，利润还是能得到足够保障的。
盈利和社会责任：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总体而言，对于希望经营廉价短缺药产品的企业，需要开展整套的组合拳，包括：获得批文，深度覆盖需求医疗终端，获得准确的消耗量信息，核算成本保障供应，控制节奏适当涨价，同时做好舆论和政府公关。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充适应症，因为这些产品许多都是经典老药，在这方面有价值可以挖掘。
如果充分解决了定价和需求信息对接的问题，即使短期内暂时无法获得政府的相关扶持，企业仍然有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产品的规模和盈利。当然，仍然有人会质疑：这样虽然基本不会亏本，但是相较而言，这些产品的回报水平仍然既比不上高大上的创新药，也比不上各种“神药”，做了有意义吗？
其实，账不能简单这么算。首先，国内的患者规模和批文数量已然表明，这类廉价短缺药品如果真正做好了，盈利未必就逊于许多当下竞争成红海的鸡肋普药。更重要的是，廉价短缺药看似利润不高，但往往社会影响力较大，哪怕只是保本微利的方式稳定运营，对塑造药企的品牌，都会起到良好的促进意义。
昔年Merck投巨资开发和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河盲症药物，80年代向中国近乎无偿转让乙肝疫苗技术，Novartis和Sanofi低价向非洲供应抗疟药物，从长期来看，都为企业声誉积累了宝贵的无形财富。对于志存高远、正在力图打造百年老店的中国医药企业，为何尝试一下这样的努力？更何况还是有机会赚钱的。(黄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