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服务能力与市场需求的巨大鸿沟日益拉大之后，中国医疗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局。在这一变局之下，医疗服务产业的改变是大势所趋，但到底从何入手优先推动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医保基金日益吃紧、财政补贴无法大规模提升的现状下，控制医疗费用支出成为政策的首要选择，无论是实施多年的药品价格招标和多种打压药价的行为，还是近来力推的分级诊疗，都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对医疗费用进行控制。但是以药养医的制度无法真正有效的去控制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就无法将药价控制落到实处。而病人还是在很多情况下首选三甲，造成医疗费用开支增长过快。这主要的原因还是病人的信任度问题，即使在政策上明确对三甲进行限制的前提下，三甲的业务量仍然是逐年增长并在整体诊次的占比逐年上升。
因此，当前的市场对如何推动医疗控费形成了一些共识，取消药品加成、在合适的时候可能会将门诊药房剥离，加强多点执业直至过度到自由执业。在药价问题上，只要政策真正下定决心，以药养医的制度最终将被瓦解。但在医生自由执业的问题上，特别是自由执业能否真正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进而带动医疗控费的问题上，目前的状况仍很难乐观。
首先，现有医疗服务体系制约医生自由执业。在当前的医疗服务体系下，医生收入主要来自其所处的级别和业务量，而病人看病更多的关注职称和能力。因此，即使有的医生职称不高但能力较强，其本身的业务认可度仍然仅限于大医院。现实中曾有低级别的大医院医生进行多点执业遇冷的情况发生，其在大医院很受用户欢迎，但到了多点执业的地方却门可罗雀。这表明当前的医疗服务体系更多的是“只认庙而不认和尚”。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多点执业只可能让那些高职称的少数专家发挥作用，大量中低年资的医生还是无法受到市场的认可获得业务的发展，更不要说让他们自己出来自由执业。
进一步来说，自由执业需要有良好的全国性或者至少是区域性的医疗服务支付标准和规范，这才能让医生能根据标准来确定价格。目前主要依靠医保来发展的模式有着一整套的定价体系，但这套体系确定的医疗服务价格过低，会制约医生只能回到通过产品来盈利的老路，这还是回到了当前公立大医院急需摆脱的路子，整体上不仅无法解决目前的控费问题，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重。这是因为目前的医疗监管体系并不完善，无法有效去监管医疗行为中的问题。
其次，自由执业还是无法解决合格医生匮乏的问题。当前合格医生紧缺，但每年大量优质的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却不从事医疗工作，这主要的原因是大医院的用人需求已经不强，而基层的收入过低，很少有人愿意去。一方面，市场需求巨大，病人涌向三甲医院，一方面，基层合格医生供给不足，病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主要是支付体系引发的问题。由于基层主要依靠诊费，而医保制度限制了诊费的提高，这导致医生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提升，也限制了其对合格医生的吸引。
最后，医生的个人价值追求也限制了自由执业的展开。中国的医疗教育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是优秀的医生都在三甲，只有学习成绩差的才去基层。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医生首先自身就排斥去基层，更不要说去基层还得不到体面的收入和尊重。而在这样的现状下，病人更加不敢去相信基层的医生，病人会认为基层的医生都是没有能力的人，不然怎么会不去三甲工作。这总体上造成了恶性循环，也制约了医疗体系的转变。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医生自由执业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而是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在一个医疗服务体系变革的大幕逐渐拉开的过程中，自由执业是改革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但这个发展环节是在哪一个点位进行释放，如何有效的去规划并将其作用最大化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量的。如何有效的平衡医改中的其他因素，逐步推进各类措施的有效落地。在整个医改中，对线性思维的摒弃和对复杂的多层次的发展观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很容易只及一点而不及其余，最终错失了发展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