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基因编辑让新生儿免疫艾滋？专家：该技术曾引发致癌争议）
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报道称，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则“看上去很美”的消息迅速引发质疑，质疑焦点主要在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环球时报》记者就此采访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他对这则消息表示遗憾，因为“基因编辑技术现在用于新生儿的编辑有点太鲁莽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雷红星则表示，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还远远没到这则消息所说的水平，基因编辑看上去门槛低，但想要精准操作难度很大。
该基因编辑技术曾引发“是否致癌”争议
据报道，贺建奎是在香港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这则消息的。据贺建奎介绍，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基因，而CCR5 基因是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 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
中科院基因专家雷红星26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所谓的“基因手术刀”简单来说是把一个蛋白和一个RNA送到需要修改的目标基因上，RNA相当于向导，而蛋白就负责“修剪”，是分子水平的工具。但目前的基因编辑还没能达到这样的精确度。
站在舆论风口浪尖，贺建奎的媒体负责人拒绝了媒体的采访申请，他表示“现在贺教授不接受媒体采访，过几天统一回应。”此外，关于对于此例研究，更多信息不能透露也并未透露，仅表示“这个实验不是因为母亲有艾滋病”。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必要编辑这两个新生儿的基因。”王月丹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谈了自己的困惑，他表示，假如能证明这两个新生儿有相关的遗传病，而且是因为基因作怪导致的，那有必要去尝试一下，即使伦理上有细微的瑕疵，但为了治病救人的目的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目的只是为了防止这两个小孩以后感染HIV的话，还是挺难接受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到HIV感染全人类的风险就在眼前的地步，所以在这方面没有迫切性，一个人在一生中感染HIV的可能性毕竟是比较低的。”
王月丹告诉记者，CCR5本身是一个趋化因子受体，是一个免疫分子，对于T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很多免疫细胞的迁移还是有功能的，“如果把它编辑掉了，是不是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发育？这是需要论证和考察的。虽然我们研究了一些CCR5抑制剂用于临床的疾病的治疗，但那是在疾病状态下，如果我们把正常人的CCR5编辑掉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还有很多知识空白，贸然的去办这件事，过于鲁莽了。”
王月丹告诉记者，“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曾引发过“是否有致癌风险？”的争议。《环球时报》记者查询相关资料发现，CRISPR-Cas9是一种由美国首创的基因技术，通过DNA剪切、拼接技术能够治疗多种遗传性疾病。然而，近期发表在《Nature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称，接受CRISPR-Cas9治疗后，患者体内有较大可能性会形成肿瘤、身患癌症。不过，现有的研究只是“初步结果”，尚不清楚这些发现最终是否会在临床研究中体现出来。
根据媒体报道，贺建奎曾对外媒表示，他之所以选择对HIV病毒进行胚胎基因编辑，是因为这个传染病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基因编辑专家、一家遗传学杂志编辑基兰穆斯努鲁(Kiran Musunuru)博士称，“对那个孩子来说，在预防艾滋病毒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你却让这个孩子面临所有未知的安全风险。”
专家呼吁基因编辑技术应由更高级伦理委员会审查
26日，在网上流传着一份名为“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鉴定委员会审查申请书”的文件，该文件显示，2017年3月7日，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认为该试验“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不过，据媒体报道，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26日下午否认该院和此事有关，至于贺建奎是否有挂靠深圳和美进行相关研究，深圳和美方面表示“不了解情况”。同时，深圳市卫生计生委伦理专家委员会表示，该项试验进行前并未向该部门报备。上个月刚刚从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离职的医务部主任秦苏骥对媒体称，他特地去找了上面有签名的前同事了解情况，几名前同事表示自己并没有签过这张申请书，也没有印象召开过有关这个项目的会议，签名可能是伪造。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颖在自媒体“赛先生”的采访中表示，这份伦理申请非常的草率，伦理审查是按照“科研项目”的标准实施的，这个标准本身就不对。整个伦理申请中，写到了前期在猴等模式生物上进行了相关实验，但仅仅描述了过程，并没有任何详细结果以及实验后续对该动物的观察结果。
“我注意到，网上流传的文件是那个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是真的，像这种重大问题，应该由更高层次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集体进行论证。”王月丹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建议，这种重大的涉伦理事件，应该由卫建委或者科技部门牵头的伦理委员会才有权批准，因为这涉及到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而且，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应该有备案的，但我们没有看到深圳卫计委的备案资料。”
王月丹认为，基因编辑技术选择在海外公布，也是存在问题的，“起码应由卫生主管部门对它的结果进行鉴定以后再公布。比如，到底这两个新生儿有没有被编辑过？是需要认证的，因为我们没法验证它。所以我觉得在科学上也是不慎重的。”
基因编辑技术应该用在哪方面？
既然存在如此多风险，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应该用于那些医疗领域？对此，王月丹表示，基因编辑技术主要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比如已经有某个基因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为了治病救人，就要对这个基因进行编辑，或将基因技术用于医疗医药行业。当然，在过程中也要不断进行观察，跟踪他们在潜在致癌性或安全性上是否没有问题，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但是对生殖细胞进行操作，则应该慎重。”
“对于那种实在没有办法的晚期癌症，或者致病机理特别明确的单基因遗传性疾病，即已经明确知道就是某个基因位点的变异造成的，这样的情况基因编辑技术或许可以试一试。”雷红星说，即使这些情况，也必须在权威部门的管控下进行。
雷红星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进行基因编辑相关研究的高校、企业很多，主要原因是这门技术看上去“原理简单，比较容易上手”，但实际上，精确操作的难度非常大，“很难知道其他的基因是否也被切掉了。”
26日，针对这项试验引起的舆论关注，中科院官方公众号“中科院之声”转载了中科院院士周忠和院士发表在《科技日报》的文章，文章倡导并践行负责任的科学行为。“科学既能带来社会进步，也会带来灾难，因此科学伦理一直是科学共同体以及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例如，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以及神经调控技术的高速发展等都引发了紧迫的伦理问题。许多科学家呼吁，科学家要用正确的道德和伦理准则来控制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应用，抵制与伦理规范相悖的科学研究活动。”
文章提到，中国政府的许多机构都有相关严格的规定，除认真执法之外，我们呼吁加大在研究生阶段的科研伦理和道德教育。此外，各国科学共同体与社会一道，应当努力克服历史、文化差异对形成国际科学伦理共识和规范的影响，积极开展有关科学伦理标准的讨论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