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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奖金咋花?

2018-01-09 13:18:02 来源: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原标题:他俩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奖金咋花?)

今天,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泽山

侯云德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多牛?

也许很多人只是听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个名字,但是并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厉害。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主要奖励在当代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杰出科学家。自2000年奖项正式设立到现在,已经有29位科学家获奖,平均年龄超过了80岁,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500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只有非常顶尖的科学家才有机会获得这个奖项。

500万的奖金怎么花?

相信很多人都好奇,两位科学家分别获得了500万元的奖金,他们会怎么花这笔钱呢?

中国新闻网采访到了两位科学家,他们的回答都是……用于科学研究。

“把奖金用于团队建设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成绩都是大家干出来的。”王泽山对小新说,他计划使用这笔奖金设立“青年成长基金”,鼓励更多年轻学子投身科研事业。

获奖的科学家有多牛?

既然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那今年获奖的两位科学家到底有多牛呢?

说起来就厉害了,他们一位是中国著名的火炸药专家;另一位是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王泽山

行业里的人尊称王泽山为“火药王”,他却自谦地说:“那是因为我姓王。”

王泽山

黑火药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火炸药是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然而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火炸药技术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国。而王泽山通过现代技术,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效能、工艺推进了一大步,使中国古老的发明重新绽放出新的活力。

王泽山出生时,家乡东北就已被日军占领,经历过战乱和苦难,他从小就将“强国方能御侮”的道理铭记于心。1954年,19岁的王泽山怀揣着强国梦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历经数十年钻研,王泽山在含能材料工程领域获得多项重大研究成果,成为我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

他于上世纪80年代首创了火炸药资源化系列再利用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支撑,是我国火炸药领域军民融合道路的开拓者,该技术获得199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王泽山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明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得1996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彼时成为“双冠王”的王泽山已经61岁了。

王泽山

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的20年里,王泽山利用自己另辟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终于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与模块装药技术。依照他独创的补偿装药的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用一种装填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炮的打击能力。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的射程从此能够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降低25%以上,其弹道性能全面超过所有国家的同类火炮。该项技术获得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年过八旬的王泽山,一生专注于研究火炸药,突破了多项世界性的瓶颈技术。

王泽山说:“我从事科学工作,更加明白科技的力量。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人有责,我会在国家和团队需要的时候,为继续创造世界一流的火炸药成果而努力!”

侯云德

侯云德是谁?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名单公布后,对这位鲜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科学家,不少人都发出了好奇的一问。

同样的问题,60年前也被人问过。当时,前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意询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论文怎么会发表这么多?”不怪编辑好奇,这位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学习的3年半时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并在仙台病毒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最终直接越过副博士,被原苏联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侯云德

一辈子与病毒打交道,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应当是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做出更加切身的贡献。”

1955年,侯云徳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20世纪60年代,因研究仙台病毒取得开创性成就,被原苏联高教部破格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侯云德投身于我国医学病毒学事业,根据疾病防治的需要,在分子病毒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1982年,他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人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 1b型干扰素,被誉为“中国干扰素之父”。

侯云德

2008年,侯云德79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这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过去5年。公众或许已淡忘了当时的恐慌,侯云德却不敢忘。“ 非典 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体系太薄弱了。

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又忙碌起来,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人数上万名。在国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

当时,我国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对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预。

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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