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制药人的朋友圈被两件大事刷屏，一件是热映电影《我不是药神》掀起的舆论热潮；另一件是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博士首度公开恒瑞的“新药立项四标准”。
这两件事情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恰恰也是比较真实地折射出患者视角和企业视角是如何看待创新原研药的问题，朋友圈也由此充斥着泾渭分明地站在患者立场和企业立场点评创新药研发成本和定价的文字。
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处在不同位置、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来剖析这个问题，答案肯定不尽相同。患者可及性和创新药高定价在全球范围都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最好的局面也只是在各方利益诉求妥协或满足的平衡下暂时平息争端。
今天，我们无意争辩患者和企业谁对谁错，只是想借助这么多人关注“创新药”的档口，和大家交流一个“我们的药品创新研发究竟处于怎样一个时代”的问题。当然，这个命题非常宏大，相信大家也是智者见智，欢迎各抒己见。
最好的时代？
“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十年天翻地覆”，在近日召开的2018浦江医药健康产融创新发展峰会上，上海医药集团董事长周军如此点评中国制药工业的发展。
毫无疑问，相比10年前，中国的创新药研发的确是处于最好的时代。这一点体现在多个层面，比如基础研究水平提高（CNS文章越来越普遍）、企业创新意识和实力增强、资本大量涌入、人才流动频繁、创新药注册申报增多、监管水平国际接轨……。
如果说创新是帆，带动制药产业的大船前行，那么资金就是风，给予创新最大的动力。说当前是创新药研发最好的时代，从资金面上就可以体现出来。比如，国内头部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以双位数的增幅持续增加，尽管目前仍不及全球制药巨头的零头，但已经看到了厚积薄发的局面，而且愿意以研发投入着眼未来的企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资金对初创新药的偏爱在近两年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国内CAR-T公司为例，近亿美元的A轮，接近2亿美元的B轮……中国创新药项目的一级市场估值轻松超过欧美，中国创新药公司的二级市场股价一路走高。
看完了最上游的研发和资本，不妨再看下游的产出。陈凯先院士在2018浦江医药健康产融创新发展峰会上展示了“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08-2020）投入与产出的数据：2008-2017年，“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已经立项2805项，安排中央财政支持155.03亿元，主要针对10类疾病进行战略布局，其中96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30个1类证书），获批上市的创新药数量是实施前的5倍。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种包括西达本胺、阿帕替尼、埃克替尼、康柏西普、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等。当然，由于产出的滞后性，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更多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的产品获批上市。
从基础科研水平、企业研发实力、人才流动、政策走向、监管水平、赴港上市……等多个角度扫视一遍，我们将当下称作是药品创新最好的时代，应该也不会引起太多人的质疑。
最坏的时代？
电影《我不是药神》是把创新药公司置于了患者群体的对立面，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部电影让制药企业背了“患者买不起药”的黑锅。
但是，如果说“当下是药品创新最坏的时代”，那么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一部电影对外界舆情的引导或者对制药企业开发创新药的积极性造成了打击，而是在于创新者的初心。
如果大家搞研发创新的初衷都是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最终达成一个企业盈利、患者受益的局面，这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创新只是一场资本游戏，而政策的鼓励或者放宽又为资本逐利提供了便利，整个制药产业劣币驱除良币，那么当下便不能称作是药品创新的好时代。遗憾的是，这种不好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见。
比如，根据医药魔方全球药库截至今日的统计结果，全球119个PD1/PD-L1项目，有50个在中国，几年前疯抢“替尼”的场景再现。有很多企业做PD1的初衷已经不是为了差异化地解决患者的临床需求，而是为了装点门面、骗点融资。这么多项目之中必定有不少无法实现产品转化，开发过程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再比如，国内目前报道了众多的创新药项目以及大量的初创公司融资，融资规模一个高过一个，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但是偏爱“报喜不报忧”的制药行业很少见哪个企业主动披露创新药项目开发失败，超高成功率也成为创新药开发的“中国特色”。对于此，吴晓滨博士前不久也友情提醒说“中国创新药企业不应该只感到幸福，要加强抵抗新药研发失败的能力”。
由此而言，没有经历过完整生物技术产业周期波动、没有经历过新药研发失败锤炼的中国药品创新研发，可能还没有处于发展最好的时代。。
结语
作为行业从业人员，我理解创新和开发一个原研新药的艰辛，也希望电影中让人动容的用药场景引起大家的反思：究竟谁该为创新药买单？当政府现有的医保体系已经不足以支付创新药品开发的代价时，商业保险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在此讨论创新药的“好时代”和“坏时代”，只是期望中国创新药的崛起不仅仅是资本催发的虚胖，而是各个环节都能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