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可承受”不是食品安全的底线
国家质检总局21日通报称，经湖南质量监督检验院对50度酒鬼酒样品进行检测，DBP最高检出值为1.04mg/kg。媒体称参照卫生部标准，酒鬼酒的塑化剂“超标”247%。
湖南权威机构的检测结果与媒体送检的结果基本一致，也即证实了酒鬼酒中塑化剂超标的事实。然而面对这个确定无疑的结论，酒鬼酒方面仍坚称“不存在塑化剂超标问题，消费者可放心饮用”，如此说辞，未免强词夺理。
很显然，酒鬼酒面对这场危机采取“迂回术”并非没有理由。譬如国家质检总局在通报中只是给出了相关检测数据，并没有明确“超标”一说。不仅如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了采访时还表示，按照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每天饮用1斤，其中的DBP不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这番表态，意在消除消费者对塑化剂的恐慌情绪，但客观上却为企业开脱制造了借口。
孤立地看这句话，也许并没有错，但放在特定的语境下，这番表态无疑是极其不妥的。一方面，白酒中普遍存在塑化剂，虽然已被证实不是企业主动添加所致，但却是企业在生产、包装、储藏环节所造成的，目前的含量“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只能说纯属侥幸，而非企业刻意控制的结果，因此并不能掩盖企业在生产管理上疏忽公共安全之责。毕竟，塑化剂是一种有毒有害物质。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的评估对象应是食品本身，而非食品的受众。如果以“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为评价食品安全的评价标准，其实就意味着纵容企业不断地去冲击人体对有害物质的承受极限。
现实中，诸如“人体可承受”的句式并不鲜见。譬如一些地方公共品涨价，总习惯以“公众可承受”为托辞，某品牌纯牛奶被检出致癌物黄曲霉素超标，有官员竟回应称，“你说吃了致癌，它得吃几吨、吃几年才致癌啊？”公共决策的道德感和食品安全的底线，就是这样在“可承受”的麻痹中渐渐被突破和瓦解的。
事实上，我们的食品安全之所以会沦落到让公众发出“还有什么能吃”悲叹的地步，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人体本身对有毒有害物质也确实有一个可承受的弹性空间。正因如此，才需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前置，从源头上堵住问题食品流入市场，而不能等到致癌了、对健康造成损害了再去作为。换句话说，如果总是让民众“以身试毒”才能证明问题食品，监管部门的存在价值何以安放？(吴龙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