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两年多前，我曾经对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下称“高州医院”)进行了调查和专访，并在那里开了5个座谈会，对这个医院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做法进行了总结并被媒体广为报道。卫生部领导还向国务院参事室一位老参事、老部长讲：“任玉岭参事报出了高州医院为民廉价服务的经验后，那个医院的门槛几近被踢破。”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后，高州医院却因大肆收取回扣，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于今年1月11日和1月12日连续曝光。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原先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呢。并非如此，实际上是因为人事与组织部门对医疗改革重视不足和在用人方面配合不当或逆势而行导致的。
高州医院曾经广受好评
高州医院2010年年底前的院长是钟焕清，在他的领导下，高州医院这个拥有1300多名员工的公立二甲医院，在不要国家新增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办得红红火火。由于服务一流、价格低廉，高州医院不仅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好评，而且还迎来了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美国和非洲的病人。高州医院被人们称为“平价医院”、“百姓医院”。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能够为老百姓提供价格低的有效服务，这是值得效仿的。”
高州医院把广大人民“少花钱、看好病”当作了医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当时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都认为：“群众是卖鸡、卖猪后来看病的，做医生的一定要让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公立医院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当医生要有良心。”
在用药方面他们坚持“三用三不用”：对病人能用简单药，绝不用复杂药；能用便宜药，绝不用昂贵药；能用国产药，绝不用进口药。在药品采购方面，为了防范医药“幕后交易”造成的成本大幅提升，医院实行了用药全部网上采购，每次采购都成立临时采购小组，领导成员概不参加，采购专家临时随机抽调，入围后收掉手机，集中工作，不再与外界联络，完成任务后立即解散。这样的做法，大大挤掉了药品的虚高价位。2002—2009年，该医院节省的药品采购费高达2.2亿元，大大减轻了病人用药的成本和负担。
对临床急用而无法投标的器械和耗材，该院先将品牌、型号、规格、价钱在医院大厅和网上公示7天，其间，如有人提出同一产品可以低价的，就按低价购买。这样做的结果是，仅2002—2009年，该院就省下设备耗材采购费6000多万元，使病人从中享受到实惠。
由于这些措施得力，患者的检查费、医疗费大大降低。我当时问了一些来自广州、湛江、重庆、达州等地的病人：为什么跑几百里、上千里到这个县级医院来看病，大家的一致回答是：为了寻求一个能治好病的低价钱。比如在心脏科住院的一位外地病人说，他们在老家看病要花费10万元的，在高州只要5万元。
为了搞好行风建设，高州医院让社会公众对医院进行监督。医院提出建设“无红包医院”后，公开向社会推出“三不”承诺，即不分病人的贫富贵贱；不收病人的红包礼物；不赴病人的宴请娱乐。有关规定除多渠道传达到各方外，还向社会进行公示。另外，包括院长在内，所有医护人员的手机号全部对外公开，全方位接受群众监督。
医疗弊端又占领了高州医院
高州医院的这些做法，由于从反面揭露了某些医院的问题，挑战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高州医院的做法尽管得到了汪洋同志的认可，但并未能阻止既得利益者的非议和阻拦。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正值钟焕清院长处于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55岁之时，也是全国众多医院闻风赶来学习该院经验之时，钟焕清的院长职务被免了，用了一个明升暗降的办法，让他离开医院去做县人大副主任了。
医院院长被更换之后，这个好端端的“百姓医院”、“平价医院”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这个医院的医生可以对药品收取25%的回扣，仅茂名一个医药公司向该医院售出1800万元的药品，每年就要向这个医院支付药品回扣费365万元。其他医药公司也概莫能外。
药品回扣风的兴起造成病人负担明显加重。一个病人向我反映，她在该院住院结账时，药费占了总花费的80%，远远超出了国家40%的规定。由于药费高企，病人负担加重，该医院病人数量明显递减，以心外科为例，钟焕清任院长时，每天住院360人，而现在仅有80人不到了。据央视报道，尽管病人明显减少，该院2011年的药费收入却达到2.5亿元，比2010年钟焕清管理时期的2亿元增长25%。据了解，2012年的药费收入比2011年又增加了20%。
这个医院在2010年钟焕清交接时，住院病人是3100人，而到2012年已降到1900人，病人减少1/3还多，而药费却剧增1/3还要高。这只能说明该医院在解决“看病贵”、“看病难”方面的改革流产了，社会上高回扣、高收费的医疗弊端把这个医院占领了。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院长的为人、为事和态度，对医疗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性。
医改必须要重视人事、组织的相配合
“事在人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真经。从古至今，我们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能否走向兴旺发达，能否做到为人民服务，完全取决于“人”。尤其是法制不健全、人治依然突出的今天，作为领导的“人”，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前程和命运。
高州医院，原先在钟焕清的领导下，精心培养员工爱民、为民的服务意识、建立健全降低服务成本的保障制度，避开了“走关系、徇私情”，摆脱了“拿红包、收回扣”的各种弊端。由此铸成的一切工作低成本运行，减轻患者负担的做法，后来却因为人事变动，完全崩塌了。我在2010年写的高州医院考察报告中，曾就院长与医改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论述：“一旦用人失当，大权独揽后，还会出现‘黑幕购药’、‘关系用人’、‘腐败用钱’等，医药成本就会迅速上升，病人负担就会随之加重。”今天通过中央电视台连续两天的曝光，足以说明我们当初所提建议的正确性。
高州医院在改革方面的极度滑坡，不只是涉及到对医院“带头人”的选拔和配备问题，还存在有对好的改革“带头人”、“当家人”的保护问题。这样的例子，不仅医疗行业存在，其他行业也存在。中部某地是白酒的故乡，当初白酒生产品牌和厂家很多，为什么后来没有打出名牌来？当地群众告诉我，白酒作为国有企业，一旦干得红火、效益激增时，马上就会由人事部门派出新的、不懂行的厂长顶上来，造成了一个个企业不可避免走上了下坡路。
河南南阳内乡古县衙内有一副对联，上联为：“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联为：“吃百姓的饭，穿百姓的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里充分肯定了“一官”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性。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为什么搞得那么好？为什么一个不到一万人的村子能创造出几百亿元的GDP？其原因就是老书记吴仁宝坚持了“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真正做到了“视个人利益淡如水，视人民利益重如山”。只有把这样的人安排在医院等单位和地方的领导岗位上，我们的公立医院改革才能有希望，我们的事业才能辉煌。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医疗改革，必须要重视人事、组织的相配合，要做到公道正派的用人，用公道正派的人。今天我们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时候，尤其需要支持为广大百姓谋福利的改革典型，并需严惩破坏改革成果的投机者和腐败者。人事与组织方面十分需要改掉那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主观臆断。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的需要，铲除杂念，依靠群众，正像习总书记所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本刊2010年第24期刊发《一位国务院参事的医改报告》一文，任玉岭参事撰文对医改“高州模式”进行了介绍、探讨，并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