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神医”、“大师”的新闻屡见报端。一个个“神医”“大师”被揭开“画皮”,但总有新人不断“崛起”,骗倒众生。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神医”?追根溯源,“神医”猖獗在一定程度上与医院“看病难看病贵”、诚信不足有关。医患关系不好,让部分患者对医院信任度降低,转而寻找非常规方法治病。另外,“神医”难以绝迹,有时并非真的因为“神医”骗术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一些职能部门未尽到监管之责,给了“神医”们忽悠人的可乘之机。还应看到的是,“神医”屡打不尽的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以罚代刑”。在低廉的违法成本和高额的经济利益面前,“神医”们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治癌“神医”所开药物竟是大麻
本报记者赵丽
8月20日,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卫生局证实,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已对日前广受关注的“治癌神医”王学贵进行联合查处,认定其非法行医。
“气功大师”王林刚被拉下神坛,“治癌神医”又浮现出来。其间,还有位奇经堂堂主张必清同样因为没有行医资格、伪造职位等,成为了“过街老鼠”。
倒下一个“气功大师”,又来了一个“治癌神医”,“骗子”“大师”为何如此之多?《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走访了多位和“神医”打过交道的患者和医疗界人士。
癌症患者家属:“所谓‘神医’给我母亲的药粉竟然是大麻”
“谁能想到,所谓‘神医’给我母亲的药粉竟然是大麻。”回忆起多年前和神医的那场“亲密接触”,北京市市民张晓如仍然心有余悸。
张晓如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护士,她的父亲、大伯以及丈夫也均是医疗界人士,且都在各自领域称得上专家级人物。但即便是这样的家庭,也因为“非常情况”请来了“神医”。
10年前,张晓如的母亲患上乳腺癌。经过几年的发展,医院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当时母亲最后的愿望是再回家看看,我们就把母亲接回了家。虽然我们一家子都是医生,但看到母亲日日因为疼痛而痛苦的样子,我们还是听同事的介绍,请来了一位姓宋的‘神医’。”张晓如告诉记者。
“听说这位宋‘神医’曾治愈因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的老人,创造了‘躺着进去走着出来’的奇迹。再加之介绍人是位医生,我们决定试一试。”张晓如说。
“开始治疗之前,宋‘神医’表示要研磨药粉,而且因为是秘方必须单独制药。在一间空屋子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宋‘神医’端着一盆黑白相间的药粉走了出来,并要求我们准备1000毫升的凉白开。”张晓如说,宋“神医”在家里又转了一圈,取下墙上的挂历卷成筒,让患者通过挂历筒吸取药粉。
“吸过药粉之后,‘神医’让我母亲把1000毫升的凉白开一股脑儿喝下去。但那么凉的水,母亲喝了两口就咽不下去了。就这样第一次治疗结束了。‘神医’临走时嘱咐一个疗程要四至五次,两天后再进行治疗。”张晓如说,治疗之后,母亲的精神状态明显有了好转,疼痛感也减轻了。但出于对医学常识的推理,张晓如的父亲决定把宋“神医”不慎遗留在桌上的药粉送去化验。
化验结果是,药物中含有超剂量大麻成分。
张晓如回忆说:“家人立刻中断了和那个所谓‘神医’的联系。两个月后,听说这个‘神医’就被抓起来了。”
“如果当时没有化验药粉而让母亲继续治疗,也就是吸食大麻药物,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张晓如语速明显加快,“骗钱也就算了,不能害人啊。”
医生:“看病难看病贵”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代“神医”留下了市场
为进一步了解“神医”在社会中的“受欢迎”程度,记者在张晓如工作的医院采访了在此治疗的9名患者。受访者不同程度的患有急慢性疾病以及绝症；患病时间最短为1个月,最长为20年。采访结果令人惊异:受访者中只有1例完全采用正式医疗途径,也就是在具有行医资质的医疗机构治疗；另外有两位患者以正式医疗途径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同时在不具有行医资质的机构进行辅助治疗；还有5位患者以非正式治疗为主,这类患者所患疾病多为绝症或疑难杂症,在多方求医未果的情况下,选择了理疗床、气功以及“神医”等。最后一类是完全采用非正式医疗途径,这名病患在查出患有早期肾癌后,并未前往医院进行治疗,一直在一位“神医”处进行治疗,到最后病情危急后才住院治疗。
回顾过去,“神医”造成的悲剧已不是少数。那么,为何“神医”们的市场还会如此广阔?那些神话编织的陷阱,为什么总有人相信?
“医院看病太贵,要是疑难杂症更是无底洞,这时候要是有个承诺花一定数额的钱就能治愈疾病的‘神医’出现,我愿意试一试。”记者在北京市月坛社区卫生中心采访时,一位长期患有慢性疾病的北京市民刘大爷对记者如是说。而其他多位受访者均表示了和刘大爷相似的观点。
在这家社区医院专门负责体检保健工作的高大夫向记者介绍说,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也相应增多。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有限,对于癌症、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衰竭等严重疾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患者容易产生悲观、绝望和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这为当代“神医”的大行其道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的临床教授,在医院工作超过20年的赵老师向记者介绍说,“看病难看病贵”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神医”留下了市场。
“在医院看病要面对高药价、繁琐的看病流程甚至是长时间的等待。相比之下,民间偏方的成本要低廉很多。”赵老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悟本这样的‘神医’出现了。他告诉你,家家都能买得起的白萝卜、绿豆和长茄子就能治癌症、糖尿病和心肺肾病。从此,看病不贵、看病也不难。你说张悟本能不受欢迎吗?”
老中医揭“神医”五大骗人手法
本报记者赵丽
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神医”,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坐诊的老中医钟师广很是不屑。作为“圈内人”的他告诉记者,具有行医执照的中医是不愿意和“神医”打交道的,但长期的听闻以及几次交道,让他对于其中的“骗术”有很多了解。
子承父业、在天津行医多年的中医世家继承人杨大鹏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现在大多数“神医”均是利用包括食疗在内的中医疗法“治病”,“他们选择中医,首先是因为中医博大精深,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这就给了‘神医’可乘之机”。
在钟师广和杨大鹏看来,虽然“神医”们宣扬的“理论”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套路可循:
胆大夸口——“神医”向来“包治百病”,“不治之症”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早已“治愈”了某些名人或高级领导的亲属；
连哄带骗——无病说有病,小病说大病,这是惯用伎俩。开始会说病情危重,将不久于人世,幸好遇见了他,可以包治；
推销物品——自称有特效药物,或者某种食品采用奇异的服用方法便可以治疗顽症,以所谓不可思议的疗效诱惑患者。
似是而非——常借助一些似是而非的前沿科学的理论和词句,侃侃而谈,糊弄民众。借用民众相信科学而又缺乏了解的漏洞,欺骗患者,引诱上当。
哄抬物价——把原本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神奇的药物,夸大某些食品的药用价值,借此抬高价格,牟取利益。
“目前,这些‘神医’面对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主要行骗对象,即重病患者以及在大医院无法治愈的患者,也包括新的行骗对象,即近年来对养生保健有较大需求的普通民众。”杨大鹏说,“我所了解的‘神医’行业,随着时代变迁也在发生变化,比如通过新媒体进行高效率宣传。”
杨大鹏向记者透露说,互联网和图书是目前“神医”宣传的主要渠道。在图书和网络中,通过一些虚假的所谓的“成功案例”,来树立个人崇拜,使患者丧失起码的判断和理性。由于“养生”网站的信息容易被管理部门所忽视；而科技工作者往往把“养生”网站视为“民间科学家”的胡乱折腾,不屑于浏览这些网站,也难以意识到“养生”网站的危害性。
“由于人性的贪婪,‘神医’有时也铤而走险,去电视台进行自我宣传,张悟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悟本在某卫视参与多集节目录制后,很快引起科学打假人士和社会关注。在科学打假人士的举报及行政部门的制裁之后,张悟本的‘商业奇迹’很快从神话变成笑话。”杨大鹏说。
杨大鹏向记者强调说,目前国家已经在法律上对于“老式”神医也就是比较传统的非法行医,制定了比较完善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新式“神医”目前已经学会规避非法行医的相关法律条文。
“比如,张悟本自称自己在做‘养生’,提供健康咨询,并不卖药,收取的高额费用是‘咨询费’。尽管张悟本从本质上也是属于‘神医’范畴,但他是以一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来规避法律的制裁。”杨大鹏说。
正因如此,钟师广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有一种趋势是,“神医”在有了一定知名度后会转向养生,甚至是迷信比如说算命等领域,同时将看病人群逐步缩小,加大神秘感,从而进一步提高“咨询费”。
法律漏洞和监管不力难辞其咎
本报记者赵丽
“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大肆敛财,与监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健全、健康知识普及的不足都有一定关系。”曾代理多起医疗领域民事案件的北京律师徐莹向记者表示,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神医”们甘愿铤而走险。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是在媒体曝光后,监管部门才介入。即使介入,也面临取证难、定性难的困境。最后,即便经过查处,许多‘神医’已经在违法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里面临一个法律的困境——我国民法中对侵权人的处罚是赔偿性质,而非惩罚性质。”徐莹说。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认为,“神医”不绝的背后,监管缺失和法律漏洞难辞其咎。
卓小勤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医师法中,并没有保护医师称谓权的规定,这就导致谁都可以自称为医师。事实上,医师资质是通过行政许可获得的,医师具有职业垄断权,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行政许可,才能被称作医师。只有医师,才可以从事诊疗活动。如果医师法对医师称谓(包括医生、中医、大夫等)给予法律保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行为进行更精确的定义,再加上严格监督执法,就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假医师打着中医的旗号骗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常章福认为,应当把中医养生的把关放到卫生行政部门,由他们来监管、批准,这样更有利于中医养生知识的规范传播。
“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全社会都有责任、义务做这方面的工作。”卓小勤说,但是,有关部门一定要履行监管的职责,譬如对于散布伪科学误导公众的信息应当严厉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