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武汉晚报》报道了武汉市“免皮试破伤风针紧缺”的现状。不少市民称，连同济、协和、省人民、中南这些大医院都打不到免皮试破伤风针，令人十分着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免皮试破伤风针之所以难觅踪影，症结在于市场价格和国家限价出现了价格倒挂。
免皮试破伤风针的市场进货价在82.6元，还不算运输和储存成本，而国家限价为每支80元。在非正规渠道，进货价则达到150元，销售价为250元。无论医院是不是公立，亏本的生意总是没人做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归结为价格干预脱离了实际的供求关系。当一种有需求的药品因为价格信号失灵，医院不肯购买提供给患者时，反馈到生产厂家就显示为滞销，进而愿意从事生产的人就变少，接着就是药品数量减少，反映到患者那里便更加难买，购买渠道更加曲折，买到的价格更加昂贵，如此进入恶性循环。
类似的例子不是没有，且集中在廉价药，也就是国家限价比实际市场价格要低的这一块。比如心脏病手术中的救命药——鱼精蛋白注射液，多年来都因为价格过低企业不愿生产出现全国性短缺。此外还有复方新诺明、正痛片、牛黄解毒片等一些疗效良好、价格低廉的药品。有媒体统计，国家发改委近年来对药品进行了30多次降价，但由于主管部门获得的企业真实药品成本存在巨大偏差，把一些药价定得太低，使其断货。
一般大家会觉得，现在看病这么贵，都是药品贵、检查贵。国家进行基本药品限价难道不是大好的事情吗？可惜这样的大好，只是出于直觉，而没有得到现实的全面印证。除了我们看到的药品因为价格倒挂而短缺，部分价格虚高的药价，也是因为限价这种行政手段干预过多过深造成的。因为纸面上的廉价药背离了正常的供不应求就涨价、供大于求就跌价的规律，使得药厂和医院干脆不用这些药，另起炉灶，既可以绕过国家的限制，也可以通过层层加价来获取利润。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出厂价仅为15.5元的芦笋片，最高零售价格竟然达到136元，几乎是出厂价的9倍。
所以限价尽管看起来很美，但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并不美。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就说，“全国也就七八千种药，但是批出来的药号大概18万、19万，一个品种的药有几十个号，而且价格不一样，同样的药品相差十几倍。”在这种情况下，限价其实只是为权力名正言顺的干预药价做幌子而已，早被釜底抽薪。
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价格管制中的腐败问题。去年11月底，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司原司长李镭明确表示“药价放权已成定局”，直言当前的定价政策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状态，最高零售限价对降低药品价格毫无作用，并容易出现寻租空间。可以预见，未来药价将会出现一定波动与调整。放权能否让紧缺的廉价药、救命药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能否激活市场良性竞争抑制药价虚高，关键仍在于是不是真的拿开了行政这只手。而以降低民众看病费用为初衷的“限价”政策，如果能换成财政对公立医院药品差价的大力补贴，相信会更能促进使用低价药品进行治疗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