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京华时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个税起征点是否应该提高”时表示，“曾经排名中国首富的一位企业家曾反复提过要提高个税起征点。其实一个税制有很多变量，要通盘考虑、合理设计，只抓住一个变量就说这个变量决定一切是不科学的态度。现在交个税的人很少，只有2800万人，占整个人口总数的不到2%。这就说明个税已经相当边缘化了，如果再提高起征点，还有多少人能交税呢？如果说得直率一点，现在中国个税的发展已经明显不健康，甚至带点畸形特征了。”
这个表态，很快被媒体以“目前仅2800万人交个税，再提起征点还剩多少人？”为题广泛传播。在公众都希望减税的今天，这一表态引起的舆论反应可想而知。其实，媒体多少对此有些误读。
理论上，个税的确应该扩大覆盖面
这必须要从税收的基本作用说起。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个人所得税，即政府需要纳税人从自己的收入中缴纳一笔钱，用于公共服务开支，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个人所得税的另一个作用，按税务经典理论，它有助于培育纳税人公民意识，是建立纳税人与政府间契约关系的一个根本制度。
因此对现代国家而言，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税基应该广，即更多人去缴纳，更多人通过切身“割肉”体验，建立起对政府公共事务的关注，这实际上形成了更大的对政府节约花钱的社会舆论压力；另一方面，这种税税率应该低，至少不能从一个人的基本性生活开支中再抽税。总结起来，就是“广覆盖、低税率”，其实，这也是中国税改改革原则。
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在英国诞生后，已有200多年历史，并成为世界各国几乎都在开征的税种。它是现代国家基石。贾康“目前仅2800万人交个税，再提起征点还剩多少人”这一说法其实是符合税收经典理论的，这句话没错。
但中国有特殊情况：间接税太多
但中国有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即间接税占比太高，直接税占比太小。两者区别是什么呢？一个形象的比方是，直接税，直接从你腰包掏出，你没法把这笔开支转移给别人，这种税“肉疼感”强，个人所得税就是直接税；而间接税隐藏在商品、劳务流转的过程中，你购物时商家缴纳的增值税，实际上已转嫁到你的购物款里，这种税“肉疼感”小，因为不知不觉。
《中国青年报》曾举了个例子，一块在大陆售价为2700元的瑞士进口手表，包含17%的增值税392元，30%的消费税623元，11%的关税267元。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售价，比国内同类商品便宜50%，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
即便如此，更多人感受到的还是“价格高”，而非“税高”。国内有些商家如三联书店，会在价签里标明价格所包含的间接税税额，这种方式有利于纳税人清晰地了解税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推广开来。
据2015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值是0.59。尽管相比2014年有所提高，但仍在高位。要知道，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仅仅个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就超过40%，是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而中国这一比例在2013年仅为5.8%。
间接税太多，显然不利于建立起前文提到的“纳税人意识”。因此，尽管贾康的言论从理论上正确，但在间接税太多的现实下，受到质疑就很难避免。
个税起征点不是改革的焦点
那么，个税改革方向是啥呢？贾康表示：走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道路，突出综合的特征。
其实，与很多媒体的认知不同，在财税专家眼中，个税起征点高低不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改进个税征收方式，才是合理减轻民众税负的当务之急。
实际上征个税的主流方式有两种，一是按综合所得征收，即以一个人的各项应税所得的总收入来征收，其代表国家主要是美国；二是按分类所得分别进行征收，即纳税人的收入分为不同种类，如工资、稿酬、劳务报酬等分别以不同税率进行课税，代表国家是中国。
其实，按综合所得进行征收，是目前世界各国主流方式，原因在于，按分类所得征收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收入来源较单一的工薪阶层，将承担过重税负，而收入来源多样且隐蔽的富裕人群，更易逃避征收。这就违背了税收应体现的公平性。中国还面临一个特殊情况是，由于信用体系不完善，迟迟无法建立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报税的制度，也无法对有抚养孩子等行为的纳税人进行个税扣除，这就造成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一个真实收入不高，负担重的家庭(如夫妻抚养两个孩子，丈夫工作月薪5000，妻子不工作)，其纳税额远超收入高但负担小的家庭(夫妻没孩子，夫妻月收入分别为4000元)。
因此，个税改革当务之急，是建立个人信用体系，改变分类征收制度，同时根据家庭负担进行个别减免，这是一项非常系统而浩大的工程。从长远来看，它远比个税起征点的高低更为重要。(来源:成都全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