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卓曌
如何构建更好的就医环境，让一些花费重金、远渡重洋的人，可以留在国内治疗？
2011年，王诺（化名）参与了一家创业公司，主做海外医疗。公司成立两年，已成为海外就医领域规模比较大的公司时，客户依然很少。一位患有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的客户，看到他们的办公室只有一百平米，压根不相信这是王诺宣称的“业内最大”的公司。当他去到同类公司，发现更小更寒酸，折返王诺公司后终于承认：“果然你们最大。”
随后的几年，海外就医中介服务市场呈井喷式发展，2012年市场规模还不足5亿人民币，2018年增长了10倍，达到50亿人民币。尤其在2013和2014年间，资本大量涌入。几乎每个月，都有新公司诞生，每个月，也有公司消失。
时至今日，尽管海外医疗中介服务规模不足百亿，但它撬动的海外就医市场潜力巨大。以至于在6月份举行的一场全国医疗行业会议中，一位医院行业协会负责人甚至认为，海外就医的发展，会成为中国医疗的威胁：“我们要建一大批一流医院，把大款们老了看病的问题解决。否则以后赚了那么多钱，走的时候都背去国外了。”
这位负责人口中的“有钱人”是海外医疗中介服务公司的主要客户。在疾病面前，似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就医过程中，有钱人往往享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在早期海外就医市场中，大多是身家至少千万的人会选择海外就医，他们往往处于恶性肿瘤的晚期。当国内的医疗水平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病情时，他们才会一掷千金，选择海外就医之路。
最近几年，在恶性肿瘤发展的早期阶段，患者就踏上了海外就医之途，此外，心血管疾病等慢病、罕见病的病人也出现在海外就医大军中。而且，就医的人群从只追求“保命”，到追求治愈后的生活质量，一些并非绝症的病人，也选择海外就医。
一个有趣的现场是，随着国人购买健康险的普及，一些不那么“有钱”的人也加入了海外就医的大军中。相反，随着国内医疗水平的发展，有钱人又开始走一些顶级三甲医院、顶级专家的绿色通道，一些中介公司瞄准了这一商机，迅速推出打规则擦边球的、富豪人群就医“绿色通道”服务。
不管有钱人的就医选择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在呈现个人就医多样化的同时，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我国公立医院就医机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也应引起医疗从业者的关注，如何构建更好的就医环境，让一些花费重金、远渡重洋的人，可以留在国内治疗。
200万保住一只手，值吗？
盛夏的杭州炎热难耐。李牧焦躁难安地坐在候机室里，空调传来的丝丝凉意，直达心底。对于此次赴美就医，他内心忐忑不安。
几个月前，女儿一直说手疼。在杭州的三甲医院做了X光片和活检，结果显示在接近左手腕的位置长了一个骨肉瘤。骨肉瘤总的发病率为百万分之三，是一种恶性肿瘤。为了确诊，他带着女儿跑了上海、北京各大医院。无一例外，各大医院给出的方案都是截肢手术。
这让李牧绝望。“完全不能接受截肢手术，我女儿才12岁，今后怎么生活？”李牧是个“女儿控”，早些年一直忙着创业，等事业步入正轨才要的孩子，对孩子几乎是百依百顺。他没想到这样的噩耗会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有一段时间，几乎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国内不行，国外是不是可以做保肢手术？”
对于李牧这样的高收入群体而言，对海外就医并不陌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孤注一掷，把它作为拯救疑难杂症最后的希望。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中国到海外就医的人数已突破60万人次，其中80%是癌症患者。市场预测，未来10年中国的海外医疗市场潜力有可能超过数百亿美元。
对于李牧来说，女儿是否可以在治疗后享有正常的生活成为他做选择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斟酌再三，他通过中介选择了MD安德森肿瘤医院。在这家医院的治疗方案中，在切除肿瘤的同时可以保肢，成为李牧毫不犹豫选择这家医院的唯一原因。
安德森肿瘤医院位于美国，美国是海外就医患者最常选择的国家。据海外医疗中介机构盛诺一家的数据估算，2018年到美国就医的中国大陆重症患者数约在6000人左右，比2015年已经翻了一倍。在医疗费用方面，以癌症治疗为例，一个人至少需要准备100～200万人民币。
和李牧一样，海外就医的人群以企业家和高管居多。排在首位的原因是，国内治疗效果不佳，出国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其次为国内完全没有办法。
从病种来看，肿瘤患者占比65%，其次占比最多的是心脏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患者中，占比最高的仍然是晚期患者。
在给女儿做了肿瘤切除、骨移植手术后，李牧花费了将近30万美元。对他来说，30万美元，200多万人民币，给女儿一个不残缺的躯体，很值。
多学科会诊，救了他一命
和李牧“保肢”的需求不一样，老乔远赴海外是为了救命。
老乔曾动过一次手术。“到医院做了CT发现了腹主动脉瘤。瘤子已经增大了60%，还有破裂的风险。”老乔在北京一家著名的心血管医院做了腹主动脉瘤腔内隔绝术，装上了人工支架。
术后唯一的副作用就是腹泻，而且这场腹泻，持续了5年零2个月。2013年4月，是老乔最难熬的一个月。他左侧腰大肌出现了脓肿还伴有发烧。回到当时手术的医院，医生做了全套检查也没找到病因。“在超声下，我做了左侧腰大肌脓肿穿刺抽液引流术，脓液抽出来大概3L，能装满一个大可乐瓶。”他回忆。
不到一个月，感染又开始，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严重。
老乔形容那段时间是人间炼狱。腰上、腹部大面积的脓肿让他坐立不安，晚上睡不了觉，难受得只能找个旮旯窝着，急的老伴半夜里满屋子找人；有时感染发作时，高烧到40度，三伏天里盖四床被子还是筛糠一样的发抖。
辗转去了几家大医院，仍然找不到病因。之后，他在一家部队医院被确诊，腰部的感染由腹主动脉支架造成。感染不仅局限在腰大肌部位、还不同程度的侵蚀了部分脊椎。
老乔又回到了原先做手术的心血管医院。当时，医院聚集了十几位血管外科的专家专门针对他的病情开会进行了讨论。最后，只有一位专家认为应该手术。但因为手术太复杂，涉及到血管科、心脏科、骨科、感染科、外科等多个学科。万一处理不好，随时有生命危险。在专科区分明确，但科室之间协同合作不多的公立医院，这项手术很难执行。
这一家不行，再换另一家医院。老乔的儿子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一位国内顶尖的权威专家。而他也不敢轻易给老乔安排手术，这种手术这位专家只做过2例，其中1例病人去世，另外1例病人活了下来。50%的死亡率，风险实在太高。
几近绝望的时刻，一通越洋电话给了老乔希望。“我们一位亲戚是美国波士顿一家医学院的教授，他见过类似的病例，建议我们去美国治病。”于是在2016年5月，老乔和家人踏上了赴美国顶尖连锁诊所梅奥医疗之旅，整个花费为20万美元。
为老乔办理海外医疗转诊服务的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尽管过去三年，但老乔的故事仍旧让他记忆深刻——那是一次非常顺利的海外就医经历。“我记得，他在周一见了医生，周二见到了主任，而周三就进行了手术。”上述负责人说道。
不同于国内公立医院各科室的各自为营，国外医院的多学科会诊令老乔感慨万千。“就在手术前一天，内分泌、感染科、血液科等多学科医生一起术前诊疗，安排我的手术细节。这场多学科手术进行了9个小时，包含器官置换、清创、修补、抗感染等。”
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大夫就鼓励老乔下床。“血管外科、普外科、神经科、麻醉科等科室医生术后巡视，看着我站起来慢慢踱步，美国大夫、护士集体起立给我鼓掌。”当老乔想起这个场景，依然觉得温馨感动。
持续了五年多的腹泻彻底消失，现在的老乔精神矍铄。对比国内外医疗差异，他有些感慨，国内一些医院刚刚兴起的多学科会诊，但在美国却非常成熟。“梅奥动用了8～9个科的医生共同操刀，才把这个这个复杂的手术拿下。多学科的诊断和治疗，或许是国内未来医疗的一个方向。”之前从不思考医疗问题的老乔，在亲身经历了一场病后，像业内专家一样，提出了对国内医疗发展方向的要求。
他们的病在国内可治，为什么还要出国
近几年，在海外就医人群的变化中，一些患者的疾病，明明在国内可以治疗，他们却依旧选择出国。
一位海外医疗服务中介的人士介绍，在80%的情况下，在美国的平均花费是在20万到40万美元。“同样的病，国内花一块钱，在美国花一美元。——美国是国内花费的7倍。”他说。
国内外医疗差异，并不只是医疗技术上的区别。极致医疗创始人屈伟以乳腺癌举例，国内对乳腺癌最简单、基础的做法是切除，但国外大部分做的是保乳手术，对于一个女性来讲，这是一个形象和尊严问题。
同样一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国外的患者，医院会把潜在肿瘤风险，全部剔除掉。手术并非针对某一个器官，而是针对人这个全面的个体——如果癌细胞发生了转移，主刀大夫就会协同别的科室医生一起讨论。
“国内这些大医院把多学科协作作为一个学习方向，还没有变成一个普及性的东西，融入到日常的规划里。”
另一个差距，则是医疗的人文关怀。王诺说，在波斯顿儿童医院里，它们有很多小玩具去缓解儿童的紧张情绪。在抽血的时候，儿科医生会拿弹弹球，引开儿童注意力。但在国内，家长摁住孩子后，护士就开始扎针。
“他们对于化疗的孩子也有技巧。每次化疗结束之后，会奖励一个小熊，攒够了五次之后，可以换一个大熊。这让很多孩子觉得，去医院不是一个治疗，更像一个游乐场所。”而医院很多房间像儿童游乐室一样，会摆上很多玩具，贴满了梦幻的画。
富人的三甲医院绿色通道
一位海外医疗中介机构的人士谈到，不是所有患者他们都接。有些患者，例如脑卒中、急性心梗这些急症类的不适合跨境医疗。还有一些偏晚期癌症患者，行动不便，意识不清晰，这种时候都已不适合出国治疗。还有一些疾病，在国内治疗反倒会更好一些。
一位北京著名三甲医院的医生认为，从治病救人这一业务角度而言，北京的三甲医院并不比国外差很多，甚至在某些领域可以领先世界，比如食管癌治疗等。但就科研和医院管理方面，的确要弱于国外。
“国内顶尖研究者的水平还是可以和老外打擂台的。”一位泌尿科的医生说，就泌尿科专业而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龚侃教授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遗传性肾癌的资料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旭开创的后腹腔镜入路被全世界接受，他们做的4级肾癌取出术也是世界级标准。
盛诺一家副总经理兼首席医务官王舜坦言，比起跨境医疗，国内看病会快一些。到国外，涉及签证、预约等，一般需要两周的时间等待。“但在国内的话，对于某些医疗资源丰富的人而言，可以迅速地找到权威专家。但这些更希望，上午确诊，下午就要见到主治医生。”
介于海外生活差异、距离方面的种种原因，真正出国看病的仍然小众。
“多数国人习惯就近在三甲医院就诊，如果在国内得不到有效治疗方案时，才会考虑到国外就诊。”屈伟坦言，海外就医的高端人士占高端人士群体还不足十分之一。
对于这些高端人士而言，他们在国内就医会有自己的“绿色通道”。李青的公公是一家著名食品公司的董事长。她告诉八点健闻，家里人买了医疗保险，可以走国内三甲医院的专家通道，不需要挂号，可直接就诊。“如果是一些小毛病，都会在国内就近看了。”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针对于银行私人存款1千万以上的VIP客户，大的金融保险公司几乎都会提供这样的绿色通道。“如果是更高端的人士，就会派出私人医生。”
此外，国内的不少医疗服务商与三甲医院名医合作，推出了私人医生模式。“实际上，每个高端人士在国内外都有很多的资源。他有医疗需求的时候，可以找到一百个途径来解决。”一位行业人士指出。
这种高端人士国内就医的“绿色通道”模式，一些从业机构只能悄悄办理，不敢大张旗鼓宣传，虽然有市场需求，但毕竟违背公立医院公平性原则。
怎样能把有钱人留下来？
在新药、新技术的审批方面，美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一些在国内判死刑的晚期肿瘤患者，去美国就医就是为了能用上美国的创新药。
一位中介机构统计了一下近两年的海外就医数据，只有12%的患者用到了国内没有的药。这意味着，有88%的患者用的和国内一样的药。但治疗方案不一样，造成了即使用同样的药，治疗效果却不一样。
一位中介机构的许多患者参与了国外一些新药临床实验。在美国医生那里，如果他认为这个临床实验是适合某个病人的，值得试一下的话，他会建议病人进行临床实验，有时甚至跨医院。——比如说，患者在这家医院做治疗，但在另外一个医院如果有更适合患者的临床实验，医生会把患者转到那家医院——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即便一些疾病在美国治疗会是最优选择，但如果病人全程在美国诊疗，在时间和成本上依旧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如何实现海外就医的最优战略？一些公司开始想要建立一套海外转诊制度，把国内和国外的医疗资源打通。
“现在，多数公司是把病人送出去，但我们也想做到引进来，把国外的专家资源引进到国内。”王舜提到，让患者长期待在美国很难，从生活习惯到语言环境，都很不习惯。盛诺一家将会在上海新虹桥国际医疗中心落地一个医疗机构，用国外的标准和方案，在国内做出国前期的一些检查，回国后的一系列的康复训练、后续追踪和健康管理等服务。
目前，国内海外转诊的公司已经超过300个。而国内相关的高端医疗保险也是层出不穷。
“人们就医究竟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不是海外就医中介机构服务的目的。尽可能提供人们便捷就医的可能，高性价比地享受到全球先进的医疗服务，应该是这个行业由野蛮生长走向成熟的一个方向。”一位海外医疗中介机构负责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