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富人要得到保护，这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
[不是我不爱你]：茅老师，你原来说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您提出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发表之后，网上有些反对，现在你还坚持原来的观点吗？
「茅于轼」：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相反的，为富人做事的少，为富人说话的多，为穷人做事的多为，穷人当然需要为他们说法，更需要的是为他们做事，可惜这方面不够。为富人做事也不错，但是要为富人说话，还没说呢，就已经错了，你怎么为富人说话，应该为穷人说话，所以很少有人愿意为富人说话。其实富人要得到保护，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是被专政的一部分人，是剥削者，富人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现在有钱人都想办法转移到国外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老婆、孩子都朝外跑，不管他赚的钱来的正还是不正，跑到什么地方？跑到富人感到安全的地方。
我现在还认为，首先要为穷人做事，社会安定要缩小贫富差距，要解决穷人的困难，当然有人说穷人、富人用这种划分方法不好，但是这样划分可能比较方便一点，低收入就是穷人嘛，你要为他做事，要解决他切切实实的困难，所以，光为穷人做事是不行的，让穷人富起来，帮助他提高收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缓解贫富差距，才有可能先富带后富，你不为穷人做事，光是说为穷人说话，已经为穷人说话的人说的太多了，而且有很多话表面上听起来是为穷人，实际上是害了穷人，很有欺骗性的。
[小箩卜头]：茅先生，你如何理解仇富心理？
「茅于轼」：中国历来对仇富心理是有争论的，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我也不好说。但是我比较可以肯定的，解放以后，我们培养了一批仇富心理的人，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搞阶级斗争叫忆苦思甜，说解放前怎么苦，为什么苦呢？是受了剥削，受了谁的剥削？受了富人的剥削。所以解放后客观上培养了一个仇富心理，所以就会打倒富人，中国没有富人了，全变成穷人了。所以，仇富现象在中国比别的国家更厉害。就看香港，香港的贫富差距比大陆还大，但是香港个城市地区，没有农村的，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别是一个主要原因，更何况中国的自然条件差别非常大，而香港是个小地方，没有自然条件的区别，像这样一个地方，收入差距这么大，但是香港的问题不像大陆那么严重。说明中国大陆的仇富心理是改革后30年培养起来的，而到现在并没有加以清除，剥削的理论还在教，认为富人就是剥削来的钱。为什么我说要为富人说话，不能把雇佣看成剥削，把雇佣看成剥削太糟糕了，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雇佣关系，都说成剥削，都起来造反，那这个世界还能维持得了吗。30年，中国变了样了，特别是城市，农村变化不太大，我看中国比哪个发达国家都不差，到美国、法国、德国去看看，我觉得他们比不上北京、广东、深圳。所以，仇富心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教科书就需要改，不要强调剥削阶级，把人分成不同的阶级，把人看成一部分人在剥削另一部分人，那仇富就有根据了。
[一烟一酒]：茅老：如何看“不患寡而患不公”？
「茅于轼」：现在是这个问题，什么叫不公，你从市场得到的收入算不算不公，是不是每个人收入都一样就是“公”了，因为每个人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承认这一点，贡献不一样，而收入一样，是不是“公”呢。所以“公”的标准有两种：一种是你创造多少财富你拿多少。第二种，大家拿的钱一样多。这两种“公”的不同判断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我看来，吃大锅饭是不行的，大家拿一样的钱，干的活不一样，拿的钱一样，肯定是不行的，最后大家干活都懒洋洋的，坐享其成，这个办法不行。但是完全靠市场也是不行的，因为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非常大，像比尔盖茨这么多钱哪儿来的？他不是贪污来的，是大家愿意给他们赚的，像姚明，他赚的钱也不是剥削来的，因为大家喜欢他嘛。我的理解，一个不能吃大锅饭，二一个差距不能太大，究竟差距大到什么程度算太大，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没有标准。经济系数多少是最好，从全世界看，各个国家的差别很大，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有一个温和的理性的，有法律程序来保证的纠正贫富差距过大的一种方法，而不是用造反，剥削富人的办法。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茅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社会形势，收入分配改革有什么突破口？实现共同富裕有什么切入点？
「茅于轼」：收入分配，说老实话现在没有突破，现在还处于胶着状态。我刚才已经说了，解决这个问题是两方面：政府、民间。现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突破，我很希望政府，第一在税收上突破，第二在公共服务上突破，不能把公共服务只瞄准城里人，比如公费医疗，农村人都享受不到。这就是毛泽东以前批评卫生部，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就不是为农村服务，而是为城市服务。民间呢，政府应该完全放开，政府可以监督民间的资产机构，不要自己去干慈善，因为中国的政府是很难监督的，他拿慈善款买了豪华车了，盖的办公楼了，谁去监督他。所以，私人机构办慈善更有效，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这样一点，政府要从慈善事业退出，百分之百的退出，变成对慈善的监督、管理，这样的话，贫富的问题可以有所突破。另外，剥削理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剥夺富人的财产，用暴力的方法，这也是非常糟糕的，不能再继续了，要让富人和穷人都得到一样的保护。
[田园乐土]：由于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您如何看待这种税收的“逆调节”？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茅于轼」：他说这个是很对的，现在我们的税收只对个人所得税，它主要起了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没起这个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只对工薪能征税，其它的收入征不到他的税，特别是财产性收入，何况现在说炒股的收入根本不征税，这个非常没有道理，炒股票都是有钱人炒，穷人哪有钱去炒股票，像我们写文章，稿费都要征税的，财产性收入反而不征税，所以要彻底改变这个。最近，我们看到俄罗斯税改的经验，在2002年俄罗斯对个人收入的所得税做了一次大的调整，他调整的方法，一个是提高起征点；二是把累进的所得税全部降下来，而且降的很低，所得率12%.你不管得到什么收入，交12%的税，只要在起征点以上。它原来的税率是12%、20%、30%，加上免税，现在变成两个档了，一个免税，一个12%，大家想想，这样个人所得税一定要降低嘛，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所得税的税收当年就增加了25%，第二年又增加了21%.这就说明，原来很多富人要交20%、30%的税，他不愿意交，偷漏税，而现在他愿意交了，所以本来偷漏税的人变成交税了。
现在全世界好多国家学了俄罗斯，把个人所得税，累进的所得税降下来。应该说累进所得税是一个很好听的，道理上很合理的，但是做起来是很困难的，只有发达国家税收已经有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税务局掌握的资料很完整，我们过去是不交税的，现在要交税，大家很不习惯，一下子这么高，我们累进所得税40%多，大家就不愿意交，用各种方法偷漏税，税务局也不可能掌握他们的全部信息。所以，从税收方面，我们可以考虑。但这个一提出来，恐怕又要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俄罗斯不简单，竟然能够做成这件事，老百姓很理智，同意政府做这样一个个税调整，结果成功了。当然，它以后税制完整以后，还要恢复到累进所得税，累进所得税能够均贫富。我也主张，我们加大个人所得税，减少其他的税，个人所得税主要向高收入阶层征收，能够缓解贫富差距。
[想唱就唱]：茅老，您是否赞成在当前条件下征收物业税，这会不会增加老百姓负担？您觉得遗产税与物业税哪个应该先征？
「茅于轼」：老实讲，我对税收不是专家，税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是需要非常慎重来对待的，所以征不征收物业税，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房地产的问题，现在投机行为非常严重，造成了大量的空房，而且是市场的泡沫。为了避免泡沫，应该对房地产的投机所得多征一点税，减少对房地产的投机，减少房地产的泡沫，这个是很应该的。
像遗产税，我是赞成征遗产税，当然有些税务专家不赞成，说遗产税很难征，他还没死把钱送给别人了，因此，光征遗产税还不行，还得要征馈赠税，我觉得征遗产税是个很合理的办法。当然全世界征遗产税的地方不太多，也就是说它还有征收上的困难，但是上一代富，下一代还富，上一代穷下一代还穷，这很不合理，遗产税是一个改善社会分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比较赞成征遗产税。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