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试药中介机构：组织严密规模庞大 一家机构拥有近4千人资料库
根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显示，2012年我国共批准各类临床药物研究共704件。正是这些大量新药的问世催生出了职业试药人这个群体。但是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试药人其实是要靠中间人的牵线搭桥才能进入这个领域，获得赚钱的机会。那么中间人是如何运作并从中获利的?
在一次采访试药体检的过程中，一位男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并没有参加任何体检项目，但却一直跟随着试药人在各个科室中转悠。经过询问，记者才知道，他叫李大明，是这次招募试药者的中介。他告诉记者，今天一共带了12个人过来做试药人。
作为中介，李大明到底能从这次试药中赚多少钱?他不愿意向记者透露。但他告诉记者，从2011年起，他就开始从事试药人的招募工作，他自称是北京最大试药中介，手下有20多个员工，合作的医院、制药企业多达几十家，而且他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拥有数千名试药人的资料库。
记者看到，资料库上的序列号已经排到了3900多号，资料库里的数据非常详细，包括医院、时间、吸烟与否、QQ号、BMI(身体质量指数)、手机、身高、体重、年龄等等。如果有一个试药的项目，李大明所在的中介随时可以和这三千多人取得联系。
通过李大明的这个资料库，记者发现，试药人大多是80后和90后。李大明告诉记者，他的公司每年平均接手70多个试药项目，每个月都会有十几个项目。而每个项目的试药补偿费都不尽相同，年轻人基本上是两千左右一例，老年人则是五千块钱一例。李大明的客户对象主要有三种，医院、药厂以及CRO公司(合同研究公司)，这三方谁都可以做甲方，支付给试药方费用。
而事实上，除了从医院、制药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收取报酬，李大明告诉记者，有时候中介也会从试药人身上克扣补偿金，例如医院给五千的话，他们可能会从受试者身上抽取1千、2千甚至更多的钱。
李大明透露，他们和试药人联系主要是通过微信和qq群。试药人在这些qq群里被分类标注，变成了一个个数字符号。李大明向记者展示了微信平台上的试药人信息，包括药物名称、体检时间、入院时间、补偿金额、抽血样本量、试药人基本信息以及报名短信和报名方式，都标注得非常清楚。
在QQ群中，试药人的信息也非常详尽，李大明的QQ群已经有93个，被分成了三个组，光北京实验之家一个QQ群就有500多人。李大明还告诉记者，像他们这样的机构，在北京大概有五六家。
在另一家试药中介公司，记者看到一间不到200平米的民房已经被改成了办公室，取名为医学技术有限公司。一名女中介告诉记者，这两天刚好有一个实验，补偿费是4500元。她们上午已经接待了5，6个试药人。中介对记者说，医院方面都有相关的试药项目预算，如果中介公司介绍的健康受试者能够成功入组，他们就可以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这些大大小小的中介，他们从试药中挣钱，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试药的风险的呢?李大明对记者说，试药的危害是未知的，是药三分毒，但人体有代谢过程，然而风险总是存在的。
三、“刀尖上跳舞”：副作用让试药人悔恨终身 担心定时炸弹随时引爆
尽管李大明向记者坦言，试药充满了危险，但是对于他们和职业试药人来说，试药已经成为了难以抗拒的诱惑。但是就在高收入的背后也伴随着悔恨终身的危险。
在北京一个小区的地下室，记者见到了27岁的何金虎。2009年他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做学徒，每月只有800元的收入，日子过得非常拮据。2010年的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试药广告。何金虎告诉记者，广告的标题写得特别诱人，“三天2500”。这个广告让何金虎眼前一亮，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来到了医院。几天后体检结果出来，何金虎被合格录用，他成了试药队伍新的一员。
何金虎当时感到非常开心，最起码有钱花了。没有几天，何金虎就顺利完成了第一次试药，拿到了2500元的补偿费，这个钱对他来说挣得非常轻松。慢慢地，何金虎对试药这份工作越来越依赖，惰性一旦培养起来，何金虎便不愿出去再找别的工作。
就这样，何金虎不断在网上搜索各种试药信息，他还加入了许多试药的qq群，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参加了十几次试药，最密集的时候，曾经一个月内同时进行了两次。但2010年8月，一次试药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天，医药公司主要给何金虎打来电话，说协和医院有一个一万元的实验，为期三个多月。一万元钱的补偿费，让何金虎很是心动。他甚至连试什么药都没有问清楚，就匆匆做了体检，签下了《知情同意书》。当时，何金虎只是觉得，有了这一万块钱，既可以给家里寄点钱，还能给自己换一个新手机。但此后的试药经历，让何金虎至今追悔莫及。
何金虎告诉记者，这次试药和以往不同，不再是服用药物，而是往肚皮上打针，打完之后的十几秒，何金虎就感觉打针的部位非常疼。很快，何金虎就出现了强烈的药物反应，口渴、心慌、头疼，脉搏甚至降到了每分钟40次。
面对何金虎的临床反应，医生也束手无策，只是不停地给他做心电图，而每次都是严重的心律不齐，终于坚持到第三天，何金虎出院回家，但是他的心脏到今天为止也没能恢复到实验前的健康状态，始终觉得胸闷，胸口像是压了一块石头。
如今，3年的时间过去了，何金虎依然时常感到呼吸不畅，心脏更不能负荷稍微剧烈点儿的运动。为什么一次试药就让他遭受到如此大的伤害呢?我们专门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试药者的风险和权益问题。
卓教授告诉记者，像抗肿瘤的这类化疗药物，本身就是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对人体组织造成伤害。对于治疗肿瘤来说，这种摧残和伤害是目前为止无法回避的代价。但是对一个健康人来说，承受这样的伤害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是说不过去的。
而一直从事药理研究的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研究中心教授单渊东也认为，一些细胞毒类药物，特别是靶向性比较差的药物，不应该在正常人身上做药物的一期实验。单教授告诉记者，即使是非常好的靶向药物，也做不到只打肿瘤、不打正常人。
何金虎现在做电梯工，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还要给家里寄一半，生活始终捉襟见肘，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治疗费，他只好选择了放弃。在他家附近有一个大学的操场，何金虎常常坐在看台上，望着奔跑的同龄人，他除了羡慕就是后悔。他告诉记者，试药留下的后遗症就像是绑在自己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
据记者了解，像何金虎这样试药试出问题的情况远非个例。江苏无锡的试药者沈雨辰在2009年的一次试药之后，患上了面瘫。沈雨辰告诉记者，当时他的眉毛、左边的眼睛、鼻子，还有很多地方都动不了，刷牙漱口的时候嘴巴都闭不拢，吃饭的时候只能用半边嘴。试完药之后，沈雨辰感觉自己根本不像个90后，皮肤非常粗糙。每到秋冬天的时候，身上就像鱼鳞一样的蜕皮，每次脱衣服下来，衣服就是像下雪一样。每次打扫卫生，家里面可以扫出半簸箕的皮屑。而且自从试药之后，沈雨辰的体重从140斤长到了200斤。
对此，单教授表示，有些药的作用是短期的，但还有一些药对健康的损害是潜伏的、长期的、隐蔽的，而且这种潜伏的危险是不可预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