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药最好不打针，能打针最好不挂水。”已经从医学院毕业5年的魏丽还记着在课堂上老师曾经传授的这句俗语。事实上这个道理各大医学院的课堂中，老师都会向在座学生传达，但是现实的治疗环境中输液的使用却和医学院中老师所教授的理念大相径庭。目前，中国人均8瓶的输液量更是将发达国家抛在了身后。（9月8日人民网）
“输液依赖”与抗生素滥用都属于过度医疗的乱象，不同的是“输液依赖”还是维系医疗取利的重要方式。相对于医生看病开药，患者遵医嘱完成后序治疗，输液甚至是住院，可以通过手续费、服务费，甚至是检查费，把医疗整体环节的服务串起来，让大家都“有饭吃”。可见，“输液依赖”的根子还是在“以药养医”的医疗模式。
如此语境下，尽管“能吃药最好不打针，能打针最好不挂水”是最基本的从医准则，输液依赖具有相当的危害也是最基本的医学常识，但是医生受制于整体利益依然无法自主，而患者也无法自主选择。比如，笔者小时候治病，肌肉注射一些青霉素就能药到病除，如今这些药物基本难以寻觅。本可以有，医生却告诉你“这个真没有”。同时，也不排除一些患者对输液治疗“立竿见影”效果的迷恋，自觉不自觉地选择“饮鸩止渴”式的治疗方式。
治理“输液依赖”，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再造医疗的现实环境，去除选择性的掣肘，让医生能够从容选择，使医疗行为回归到尊重科学、遵循道德伦理的轨道上来。首先，应推动“以药养医”向“以技养医”的转变。去除药品生产与销售对医疗的绑架与影响，改革药品购销体制，打击商业贿赂，斩断药价虚高环节分肥的利益链条，让药品淡化利益分配的属性，在医生眼里不再是钱，而只是辅助治疗的纯粹药物。
其次，应建立合理医疗的监管导向。输液过滥具体到临床医疗，界线相对来说并不明晰，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具体到一些病类、医疗中输液的总比例，以及具有处方权的医生出具输液量的比例等，应当是可以控制的。相应的，监管在医疗机构医疗质量评价、公共补助拨付、医保报销结算以及医生执业医师资格等方面，可以建立起对应的约束机制，规范临床行为。
最后，加大合理医疗的宣传与引导。一方面，应普及健康医疗的就医常识，扩大公众知情权，宣传生活中常见的小病如何用药如何治疗最合理；另一方面，应尊重患者医疗方式的选择权，那些常见、效果好的口服药物、肌肉注射针剂，应进入药品采购目录，并保证临床供应，供医生与患者合理选择。■木须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