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治疗有市场,跟其“给药直接”“见效快”“不过敏”等特性有关,它契合了患者“及早康复”的期许。但在看病程序中,医患话事权很难画上等号:患者因缺乏专业医理认知,在治疗方案上,多是听取医生的“专家意见”。也就是说,输液医疗泛滥,医疗人员的“偏颇引导”“片面告知”难辞其咎。
治疗首选是输液,成“科室里的秘密”,究其缘由,就在于输液药品价格较贵、利润较高,返点也更可观,在“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药品加成政策下,这也意味着,医院能拿到更高的回扣。而在部分二三级医院,输液还是解决病床使用率低难题的良方。
事实上,“输液依赖”,是过度医疗的一个例证。它指向的,也是“以药养医”的沉疴。所以说,要消除无节制输液的现象,还须从医药分离、药品流通体系厘清等“上游”着手,剥离寄生在“输液”上的利益欲求。
在眼下,国内正逐渐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可要消除“以药养医”之积弊,根除“回扣成风”等乱象,终究有个“循序”过程。而遏制“输液依赖”,不能仅靠医疗制度缺口的填补,被“层递渐进”的步调延宕,更须规则牵制上的加码。
要跳脱“输液依赖”,就该减少“输液=最优治疗”式的诱导,从药品供给上调控输液治疗的质和量。在国外,医疗行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督体系,若医生输液量过多,就会被要求作出合理解释;医疗保险机构也会介入调查,若发现过度输液,医生或面临吊销医疗执照等处罚。这或可借鉴。
“输液依赖”已成病象,亟需“医疗理性”来医治。而医疗理性的塑造,离不开“以药养医”痼疾的消弭,也少不了规则层面的制衡。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