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堆，男，藏族，1946年5月生，西藏日喀则人（藏医世家），中共党员，大专学历，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主任医师，西藏藏医学院博士生导师，1996年3月~2014年1月任藏医院院长，现任藏医院名誉院长。1954年开始跟随父亲、叔叔边学习基础课程，边学习藏医理论。1958年进入门孜康藏医药专业学习，1960年留院从事医疗工作。1983年，被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198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突出贡献奖”；2010年，被评为首批西藏“名藏医”。
•他根据藏医理论提出“小儿过敏性紫癜”诊断与治疗方法，并制成治疗该病的首选藏药。
•他专注藏医药文献整理、藏药新药开发工作，编著《中华本草·藏药卷》等专著；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十五”攻关项目等重大项目。
•他精于管理，为藏医院发展四处奔走。繁忙工作之余，参政议政，为藏医药发展献计献策。
十一月的拉萨，清晨气温低至零度。藏医学鼻祖宇妥·贡布塑像前，几位藏民手掌合十，虔诚跪拜，哈气不时从他们的指缝中蹿出。
神像后侧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新院被朝阳照得透亮，一串熟悉的步伐轻快走进门诊大楼儿科诊室，医生护士见到他纷纷弯腰示礼，患儿家属从远处望见他不觉眼前一亮。扶手、切脉，他对孩子们的句句询问与叮咛充满着温暖和真情。他，就是国医大师占堆。
新旧西藏几十年间，他从小陪同叔父马背游医，在家中熟识针拨、尿诊术，少年进入门孜康苦学藏医药、天文历算；从药剂师、外科医生，到管理者、藏医药文化推广者，他与藏医药的情缘一结就是60余年。
行医治病 儿时不忘却的一幅画
1946年，占堆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的一个藏医世家，祖父是后藏地区擅用针拨术治疗白内障的民间藏医，父亲和叔叔则背上行囊、四处游医。
那时，占堆最常见的场景是治病救人。“仿佛还是昨天的一幅画。牧民们病情严重，就骑着马带着行李住到我家里来。父亲诊病时，我帮着碾药，用小勺将药粉磕入四方纸，包好递给他们。看到很多双目失明的牧民重见光明，我感到非常惊奇。” 占堆说。
牧民以草原为家，在极度匮乏的医疗资源下，藏医尿诊术显现出更为独特的魅力。有时牧民患病无法走动，家人便将尿液存入牛角器皿中，用羊皮包裹着，挂在马背上带到占堆家里。
只见父亲将尿液倒入白瓷碗，用小木棍缓缓地搅动，观察尿液泡沫大小，颜色、气味、沉淀物以及漂浮物来诊断疾病。占堆则在一旁做些辅助工作，“那时只能靠感官观察，了解一些表面，还不能深究尿诊的临床病象。”
寒窗苦读 与门孜康的别样情缘
在家中书房温读《四部医典》
家中11个孩子，作为长子的占堆8岁时跟随叔父进入山南地区贡嘎县德钦确国寺，一面跟师学习汉语，一面背诵《四部医典》，每到夜晚，占堆都会爬到屋顶，捧着书本反反复复地背诵，这样的日子持续了2年，占堆已经可以熟练背诵《四部医典》中的三部。
1916年，官办藏医药心算学院——门孜康在拉萨市创办了，学员大都由政府指派各地寺庙的僧人为主，学习内容除医学必修外，还包括佛学、语言学等，医学本科主要学习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着重讲解人体的脏腑解剖、藏草药知识。作为旧制度下唯一一所接近现代教学模式的教学机构，门孜康有着严格的教学制度。
占堆至今还清楚记得入学考试时的情景。那是1958年的夏天，占堆在叔父带领下跨进门孜康的门槛，与其他应试者相比，幼时的占堆个子娇小、身体单薄，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在门孜康全体师生面前大声背诵。
《四部医典》这本藏医学的主要医典，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熟读下来已算是苛刻要求。而11岁的占堆大段大段背得流利，字字如细珠落盘，师生们惊愕地望着他。就这样，占堆成为西藏民主改革前最后一个入校的学生。
两种制度的转变，带动了教育的变迁。占堆回忆，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进入门孜康很难，学习太苦，戒律残忍，学生违纪要施以鞭刑。地区解放后，学校的刑具刑罚减少，对违纪的学生采取罚款，或其他较轻的惩罚措施。学生们除了按时上课外，下午须练书法，特别是晚上7~10点，学生们都集中到过道里，集体背诵《四部医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