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友马林（化名）展示他购买的保命药PD-1。郑千里/摄
有4年抗癌经历的翟一平没有想到，他会因代购抗癌药失去人身自由。
从2016年开始，他帮在QQ群里认识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癌药，一些肝癌晚期的病友因此延续了生命。两年下来，他成为病友群里的顶梁柱，每天都有许多病友发病例请教他。
现年46岁的翟一平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会触犯法律。
2018年7月25日，翟一平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现羁押在上海市看守所。
祸起：为病友从德国代购救命药
翟一平代购的经历，要从2015年年底病友老米的“无药之症”说起。
在2014年罹患肝癌后，翟一平开始钻研相关的医学知识，常常在聚集了各地肝癌患者的QQ群里与病友交流，老米就在群中。
当时老米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医院，所有医生都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有治疗方法都没有用。翟一平留意到国外两个前沿药物PD-1利尤单抗注射液（以下简称“PD-1”）和仑伐替尼（Lenvatinib，以下简称“E7080”），便推荐给老米，希望能挽救他的生命。
E7080是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2018年3月，日本批准将其用于肝癌晚期患者。PD-1是免疫药物，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与E7080联合用药效果更好。
2017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E7080联合PD-1抗体的临床数据，疾病控制率逼近100%。
但在那时，国内还没有这两种药，临床经验更无从谈起。“试了可能活，不试肯定死。”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老米听了翟一平的建议，成为国内较早尝试PD-1联合E7080治疗的“小白鼠”。
2016年5月，老米体内共有5个肿瘤，最大3.5公分。到了2016年9月，老米体内肿瘤仅剩1个1.5公分，其余全部坏死。这一检查结果连医生都感到惊讶。治疗期间，翟一平和老米把这个治疗方案分享给其他病友，收到了全国各地病友的询问：在哪里买的救命药？
当时的购药途径主要通过港澳或是国外。香港距离近，但患者从香港购买，比从德国买每个月多花1万元左右。于是老米向病友们分享了从德国购买的经验。
了解购药渠道后，有的病人自行去德国购买。但有的因为路途、身体等原因，拜托翟一平和老米代购。
慢慢地，由于联合治疗的药物对肝癌晚期患者非常有效，加上翟一平和老米的价格比其他代购或药商更便宜，找他们代购的病友越来越多。他们也有了新的合作方式：翟一平统计好购药数量后，由老米托朋友从德国购买，药到上海后，再由翟一平用冷链车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
据在看守所会见过他的斯伟江律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转述，翟一平对代购国外抗癌药会犯下销售假药罪并不清楚，感觉很委屈。他的初衷是他卖的药可以救病友的命，他也能赚点小钱。
翟一平告诉斯伟江律师，一年前，他体检发现转氨酶升高后，身体乏力，就辞去了项目经理的工作。虽然他代购药物能获得百分之五左右的报酬，但他要知道这是犯罪，肯定不干这种事情，因为“赚不了多少钱”。
翟一平妻子邓婷（化名）回忆，2014年翟一平做了微波消融手术后，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他代购的药，都是帮病得更严重的病友买的。在她眼中，翟一平是个好学又很会学的人：“国内外有什么药，这些药的药效和副作用，他都研究得特别透彻。”
求情：“请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
翟一平的案情牵动着许多病友的心。截至2018年8月9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望翟一平能早日出来。
这些病友主要来自翟一平管理的“爱肝计划”QQ群，截至8月9日，群里有978名成员，主要以肝癌患者和患者家属为主，而群文件里分享的，大多是病友们尝试过的各类药物及用药经验。
得知群主被拘，病友们集体商议要一起写求情信，为翟一平做些什么。至于求情信写给谁，他们也不知道，只是每个人的第一句话统一写着“尊敬的领导”，而文末都写着“请求对翟一平不予刑事追究”之类的话。
在这些求情信中，有些病友并不知情翟一平代购抗癌药一事，只是描述翟一平为他们推荐好医生、好医院、帮忙看片子的经历；曾用过代购药的一些病友，提供了他们比对其他代购或药商的价格，称翟一平提供的抗癌药，比其他药商便宜且有效。
但其中最焦虑的，是一些因为翟一平被羁押，即将或已经断药，一时找不到新的购药途经的病友。其中一封求情信上说：“说得更自私一点，他不出来，我们就得断药。”
群友胡玲是江苏无锡人，从事财务工作，年薪8万元，独生女，尚未成家。她到现在还没有告诉61岁的患病父亲，翟一平被羁押后，未来要么高额买药，要么断药。
她不想再经历一次买假药、买贵药了。2018年4月，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不能手术，也不能化疗和放疗，医生判断顶多两个月的生命。“刚查出肝癌晚期时，我爸很沮丧，病怏怏地躺在家，不愿意说话”。
在医生的推荐下，他们联系到一家药商，开始尝试联合治疗，但药商提供的PD-1一针3.2万元，E7080一盒20粒2.5万元，高额的药物让胡玲一家压力巨大。
更让她绝望的是，父亲用药后开始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反应。她通过朋友辗转联系到翟一平，才知道药商提供的E7080可能是假药。她转而使用翟一平提供的药：PD-1一针1.2万元，E7080一盒30粒1.9万元。
翟一平还手把手地指导她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PD-1使用后有什么症状和副作用，要忌口什么……3个月后，父亲的甲胎蛋白指数（一种诊断原发性肝癌的肿瘤指标）从51878降到现在的6125，病情稳定下来了。
用药见效后，胡玲父亲的求生欲大大增强。“现在他食欲很好，还很乐观和人家说要控制好肿瘤，保下这条命，哪怕不能出去干活儿，在家帮她们母女俩看门也行”。
“现在着急的是要断药了，也没有专业的人指导。”胡玲说，翟一平是平价代购，有时候还帮我们补贴快递费，是个好人。
老米曾问过医生关于断药的后果。医生说，停药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之前的努力都可能成为泡影。
每天早上，胡玲都会看到群友们在群里互道早安，互相打气。“我们这个群基本上都是穷人”。
有些偏远地区的医生在PD-1联合E7080治疗方面的临床经验较少，病友们的用药经历，对这些地区的患者很宝贵。
一名患者在求情信里说：“希望各位领导能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毕竟在抗癌路上恋秋（翟一平的网名）一直都在无私地帮助各位病友。”
2018年7月，抗癌药昂贵的议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政府抗癌药零关税、医保谈判等举措也预示了抗癌药降价的可能性。但这些举措的受益者，也就是群里的患者，仍然会因翟一平被拘而担心自己不能再用上保命药。
2018年6月15日，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正式批准PD-1上市。群友刘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抗癌药走进国门是好事，但对于长期需要吃药的家庭，如果药价比翟一平的代购更贵，他也承担不了很久。
拷问：现实和法律的碰撞
直到翟一平被拘，“爱肝计划”群里的很多患者才意识到，他们眼里有效果的真药，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药。他们很疑惑，为什么能保命的进口代购药会被认定为假药？
瓜瓜（网名）在QQ里说：“按照目前这样难道国外买的都是违法的吗？可是不吃我们能怎么办？我想活着。”
她发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几张手臂和大腿的图片：皮肤薄脆，青红色的血管粗大明显，密密麻麻地裸露在手臂上，明显有裂开的状态。瓜瓜解释，她患有自身免疫性肝炎后肝硬化，国内药副作用很大，皮肤和身体都受不了，所以经常拜托朋友去国外购买。
2018年3月，在中国肝癌领导力论坛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是肝癌大国，全球有50%以上新发和死亡的肝癌患者都在中国。中国肝癌5年生存率仅为12.5%，远低于日韩等国。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在癌症患者群体中，代购国内尚未上市的抗癌药的情况很普遍。翟一平对斯伟江律师说“大家都有这个需求，谁也不愿意让亲人等死”。
但法律早已划定了红线。《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
也就是说，所有没有被国家批准的药，都会被当作假药。
因代购进口药物受到惩罚的，不止翟一平一个。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宏伟分析，这个规定具有合理性，相比东南亚等地区，中国的药品管理标准更高，可能存在购买东南亚生产的药品后产生不良反应的情况。
“但这个（规定）过于一刀切了。如果从安全角度去参考，日本和欧美的安全标准远高于中国，有些药品吃了很多年，临床验证确实是有效安全的，如何尽快使用到中国患者身上，有关部门应尽快想办法。”
群里有患者感到不解：“一个病人因帮助其他病人而成为罪犯，是不是有些荒唐？”许多群友表示这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在斯伟江律师看来，翟一平案子的问题出在立法上。
他追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立法沿革发现，1997年《刑法》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定义假药，而当时有效的《药品管理法》所规定的假药并没有包括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进口的真药。
但2001年修订《药品管理法》后，未经批准或检验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导致销售进口真药也会入刑。
这两个修改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导致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的进口真药成了《刑法》意义上的假药。因此，他建议，对自救自主性质的国外代购药品，必须设置有危害后果的条件，如果没有危害后果，无论是否有所获利，都不应入刑。
翟一平案目前仍在侦查阶段。
由于被羁押，翟一平原定7月30日的例行体检无法进行。妻子邓婷说：“案件归案件，身体归身体，毕竟他是一个肝癌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