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主张将中西医学汇聚沟通的中西汇通学派。中西汇通学派实是中西医结合之先声。由于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方法，中西汇通学派也有着不同的思潮和方法，在汇通的进程上也产生了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其中以朱沛文、恽铁樵、杨则民和张锡纯等人为代表的思潮认为，中西医体系各有长短，需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彼此优点，才能使中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
中医与西医的结合，不是牵强附会的形式结合，更不能是泯灭各自学科本性而强迫结合形成另类的医学体系。在各自保持学科特色、学科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坚持“病证结合，优势互补，求同存异”，将二者顺其自然相结合，以追求在临床过程中最大化地发挥两种医学的优势，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结合，才是科学客观的，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
中医西医在学科来源、理论体系、诊断思维、治疗思维、优势病种、性价比、治学精神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使二者的优缺点较为直观地展现出来。每一种医学都是不完美的，都各有优势也各有缺点，没有任何一种医学可以解决人类遇上的所有健康难题，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各种医学的优势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有时可能不只是中西医结合，还可能需要结合到其他种类的医学。
历史的推手让中医与西医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不期而遇。作为一个医学专业的老师，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回答：“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人类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探索清楚人体的全部奥秘，更没有找出方法解决人类健康所遇到的全部问题，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疾患。但中医有中医的优点，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方法不同、理念相异，无从可比。只能说在某些病的治疗上某种医学会更有优势。”我想，通过中医与西医的比较以及对二者关系的探讨，能带给我们更多关于中医发展的思索。
从西学东渐到中西汇通
每每提到西医，许多中医行业的铁杆粉丝总会觉得西医对我们中医一直抱以嗤之以鼻、不值一哂的态度。但事实上，我们中医行业有许多专家学者看待西医也是横眉冷对甚至咬牙切齿。一提到西医，许多老中医会表现得伤感而愤恨；再一提到中西医结合，部分老中医们就会愈发的悲愤不已。我觉得这是十分没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学者不应该这么没有胸怀。有人喜欢把中医比作“羊”，把西医比作“狼”，认为狼来了就必定要把羊吃掉。我常喜欢开玩笑说：“狼有时不一定会吃羊，羊也不一定害怕狼，在如今这个时代，羊其实是可以爱上狼的。”从现实来讲，这个世界需要狼与羊的共存，羊讲究调和，狼讲究侵犯，羊要比狼跑得更快，狼也要追赶越来越快的羊，狼和羊就是在互相促进、不断赶超对方的情况下各自强壮着自己的族群。这个比喻或许不甚恰当，但中医与西医就应当通过对比优劣、互通有无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学科，而并不是一种医学取代另一种医学。
谈到中医与西医，就不得不提西学东渐的历史，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通常而言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这段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排斥到逐渐接受甚至要求“全盘西化”。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605年利玛窦辑《乾坤体义》被收于《四库全书》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但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大部分深藏皇宫，未能很好普及。而到了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进入中国，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新知识。其时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同时促使西方的科技再次广泛地传入中国。而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面对西学，其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器械运输等上，并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便翻译的书籍。而在19世纪的中后期西方医学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西方列强获得自由出入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特权后以教会为主体兴办了一些医院、医学校、药厂；传入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在内的各种西医书籍，吸收留学生，派遣传教医士来华。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的西方知识海量涌入中国，影响极其广泛。许多人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极度不满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不可避免地受到舶来品的冲击。在冲击之下，有医人毅然抗拒，不闻亦不问；有学者则遽然西化，坚决诋毁中医。然而时下亦有许多医林贤者，以兼容并包之姿决然积极地寻求中西医合璧之道，开创了中医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局面，这就是中西汇通学派，主张将中西医学汇聚沟通。在中西汇通的医学主旨下，有医家试图从理论上汇通；有的则在临床上综合使用中西药物；也有主张借之改进中医或中医科学化者。该派的学者们在一个时期内，致力于兴办学校，创立期刊，旨在通过学新而取长补短发展中医，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起到了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播中医学术的作用。
可以说，汇通学派实是中西医结合之先声。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迥异，必然会影响到传统医学的发展前景。由于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方法，中西医汇通派也有着不同的思潮和方法，在汇通的进程上也产生了不同的深度和广度。
以唐容川为主要代表的思潮认为中医传统的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优于西医体系。但是，又不能不承认西医体系中有值得学习之处，学习这些东西，是为了保持中医固有体系，以免其湮没于西方医学的冲击之中。他曾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希望“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始终认为中医已发展到“气化”的阶段，超越解剖学阶段。这种汇通比较初级，实是貌合神离。
而以朱沛文、恽铁樵、杨则民和张锡纯等人为代表的思潮则认为，中西医体系各有长短，需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彼此优点，才能使中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还有人认为可以贯通两者之长，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学习研究了西医的知识。朱沛文主要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个体系各有短长，他说：“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他反对“空谈名理”，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主张结合二者。但他并没有深入理论到实践之中。恽铁樵深入地学习研究西医，从理论上阐明了中西医汇通的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在著作中与全盘否定、消灭中医的谬论开展论战，维护中医的生存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欲昌明中医学，自当沟通中西，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张锡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中西医学汇通的尝试，更进一步从临床上，尤其是中药与西药的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创制出一些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剂。其代表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杨则民《内经哲学之检讨》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中医理论之提高、中西医辨证和辨病之互通。汇通派的理论，形成了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不容忽视的医学思想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