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学的目的，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梁启超先生着重谈了三点：一是陶冶道德，完善人格。梁启超先生讲：“学问之道，所难者莫如立身”。必须立在正经地方上，不然,“学者不求理义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之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人格先已不可问了，那还谈什么学问。所以国学的核心、精华必须读好。二是先学好国学根基，才有利于读好西学。梁启超先生当时虽然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开始阶段，但是他已清醒地看到当代人读好国学的重要性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和重构，现在我们是只读洋书，不读国学。所以梁启超先生的这个思想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用处。三是增强记忆，磨练思维，提升境界。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掌握的东西多了，再用眼光去分析它，形成熟练的思维方式，才有观察思考的能力，才能逐渐提高文化境界。
中医的哲学之根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来说首先是哲学。而讲到哲学和中医的关系，我以为首先要提到《易经》，其次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名学。
在夏朝的时候有《连山易》，在商朝的时候有《归藏易》。到周朝的时候，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升，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周易》。《周易》实际上分为经和传两大部分。经，主要是通过卦讨论哲学的；传，是直接从哲学入手进行讨论的。以往《周易》在传播过程中分为两大派：易理派，象数派。易理派着重讲哲学的深层道理，象数派则向预测、占卜方向发展。其实通篇《周易》，都在讲哲学。近代有的哲学家把《周易》和西方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相比，是颇有道理的。
《易经》的易字，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变异，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应该说，太极动则生两仪，两仪动则生四象，四象动则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揭示了万事万物变化的变杂性、多样性。所以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没有灯光，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再怎么使劲盯着四壁墙，也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如果墙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出现一盏灯，那么这壁墙就“变化”了，你看到一盏灯，继而慢慢看清墙壁上的一切，再慢慢看到屋子里的一切。所以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没有事物的“变”，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二是简易。《易经》的哲学精神，开启了我们执简驭繁的智慧。抓住了基本的、一般性的规律，就掌握住了大多数事物的规律、原则。三是不易，就是不变。指的是《易经》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变。你要想随意动一动，对不起，那要看看你的学问水平够不够，更要看看历史和现实认可不认可。“千古不易者谓之经”，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中医来说，《周易》所讲的变异，恰恰就是中医面对的人：他今天是健康人，突然伤风感冒，明天病了，后天病情加重了，如果救治不及时还会沿着病情不断深化的路往下走，这个过程就是变。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变异。离开了变异，那就像回到了太极状态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中医必须首先把生命视为运动变化的过程，才能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疾病。作为一个中医医生，应当随时捕捉运动变化的疾病过程，否则就无从处方用药。《周易》那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飞机火箭宇宙飞船，但是《周易》的作者注视到万事万物不断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患者疾病的昨天、今天、明天，关注的是这种不断运动发展变异的全过程。从这一点讲，《周易》作者和中医大夫所看到的事物现象及其过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哲学和中医的关系，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书是《大学》。《大学》里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落到格物上之后，再一步一步走回去：“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关键点在这个“格”字上。按照《文选》的解释，“格”，就是“度量也”，就是拿度量衡的标尺去分辨此一事和彼一事之间的区别。比如，你说四条腿就是桌子，那我坐的这个椅子也是桌子吗？这就需要进一步再格物，把桌子和椅子的本质区别说清楚。不然，我们以为两人说的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俩个人各执一辞，这就乱套了。我们在中医与西医的学术关系上，常常遇到的麻烦也就在这儿。
比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言下之意，中医和西医就一定要结合成一种医学。这种说法初一听好像并没有错，其实大错特错。因为他把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混同于研究对象了。中医和西医服务的对象都是人，但研究对象不一样。西医的生理生化中医不懂，中医所研究的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西医也几无涉猎。没有认真格物，连事物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知道它的为什么呢？
再来了解一下《中庸》。《中庸》是在近代最遭人贬低的一部书。人们误以为庸就是平庸，是庸才。其实庸在这里讲的是事物的最佳状态，是哲学上的最高目标。其实庸，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者最高追求。为什么这么讲呢？《中庸》有一句话：“庸者居中”。用中和的道理观察宇宙，观察人生，观察万事万物之变，就叫中庸。比如，乘坐一辆车，最好的位置是“不在其左，不在其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就是矩形车箱对角线的交叉处。任凭车怎么在路上颠簸，坐在这一交叉处你都会觉得最平稳。因此“中庸”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中庸》在讲到哲学的最高奥妙的时候有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一个人的喜怒忧思七情没有过度，平平和和的，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中庸最好的状态。《中庸》所描述的这个状态岂不是中医所说的“以平为期”吗？岂不是《伤寒论》里所讲的“阴阳自和”吗？阴阳自和，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好的生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是中和的医学，是使病人的身体达到“中和”这个最高境界的医学。
再谈谈《论语》。中国人对《论语》的评价很高，四书里它占的比重最大。如果把《论语》放在哲学里去看，它讲的主要是社会伦理学。哲学不是高高在上，与现实没有关联的，《论语》讲的社会伦理学，就是哲学的“用”，即实践应用。人们常说，儒家学说是以入世之心来研究入世之事的，它直面红尘，直面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自我的成长。如果医生能把《论语》每年通读一遍，如此坚持30年，那么这个医生的医德肯定不会出问题。读过《论语》，就能懂得敬畏生命。过去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相信半部《论语》也能够治医德，半部《论语》也能治疗当今社会严重不协调的医患关系。
最后说一下名学。名学就是西方所讲的逻辑学，用中国的传统说法，主要讲的是名和实的关系。什么叫实？我们感官所感知到的，包括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嘴巴尝到的，都是实。什么叫名？就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把“实”准确、恰当、如实地表达出来。逻辑关系处理不好，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话就经不起推敲，知识就没有办法传承了，思想就没有办法交流了。所以文字反映的是人的思维，名学在这里和格物的“格”有相似的意思。做学问不把名与实的逻辑关系搞清楚，是绝对不行的。
中医学理论的核心
最近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医医》。所谓《医医》，是从清代吴鞠通的《医医病书》意思上引申来的。第一个“医”是动词，医治的意思；第二个“医”是名词，指中医而言。出版这两本书的意思，一是要破，破除中医的西化；一是要立，把中医真正的内核、原理、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确立起来，重铸中医之魂。
三道合一之人和多因素的相关性
三道，即天、地、人三道。《黄帝内经·素问》里最典型的一篇叫《四气调神大论》，着重讲人和天地自然的相关性，包括春夏秋冬四季该怎么养生。
医学所面对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共同特性和规律，这一点讲得比较深刻、生动的是《内经·上古天真论》里关于男女的“七八”之说：女性7岁时肾气刚长；14岁“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那个时候就可以生小孩了；21岁的时候生命进入最旺盛的时期；四七28岁达到高峰；五七之后生育就少了。男人则以八为周期。这些是人的共同特点、规律、法则。而同一个病，每一个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们用方子不一样，这就是中医的“个体化”。在中医的眼里，每一个人的身体特点都不一样，疾病特点也就不一样。
在《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五运行大论》、《五脏别论》等名篇名著里列举了与人生命相关的35方面因素：五行、五脏、五腑、五时、五方、五窍、五体、五色、五味、五气、五畜、五星、五音、五数、五臭、五志、五声、五动、五谷、五化、五性、五德、五用、五化、五虫、五政、五令、五变、五藏、五本、五官、五功、五处、五华、五属。这35个方面就是中医藏象学说所确立的现实和背景，我们可以说它是哲学里的多因素相关性，在中医藏象学上具体、完整的体现。
必须强调，多因素相关性绝对不是多因素的决定性，这两者必须严格加以区分。比如说，西医在他的观念里往往承认单因素的决定性，如果身体中检出肺炎双球菌，那这个感冒以及感冒以后发展成的肺炎，一定是肺炎双球菌引起的。中医则不然，他必须从多因素相关性出发，来认识疾病过程中人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传入，曾经让中国的不少学子振奋了一阵子，也将信息科学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走了一条弯路。这就是对信息这一概念的扭曲或误解。美籍学者、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当初是这样注解信息这一概念的：信息是两种状态之差。意思是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信息，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你把信息的两端加以比较，两端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把一个又一个信息的两端联系起来，那就看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可是后来的信息论、系统论发展过程中，却变成只看一个又一个不变的信号了。比如我们看电影、电视，影视上一幅画面叫一帧。一秒钟如果跳过了24或25帧，因为视觉差的缘故，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运动的过程。假如我们从中间取一张图片或一个画面，那就只是一张图片，一张永远不动、不变的图片。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了。现在我们常常把中医的证候概念，等同于西医学里的症状，就像把图片等同于电影、电视一样，这是在中医研究对象问题上的致命性错误。可见一个中医不懂得哲学，不懂得哲学基础上的系统论，中医的思维恐怕就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我们能不可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