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习俗因素
殡葬等风俗扮演着重要作用
除却经济上的要求，地区特定习俗，尤其是殡葬风俗，也在器官捐献中扮演重要作用。广东是劳务输入大省，离乡背井的外来工及其子女，一旦客死广东，殡葬难题也是刺激他们选择器官捐献的一个主要动因。在许多器官捐献案例中(外省份居多)，许多农村都会有当地的殡葬习俗，比如未成年人夭亡不得归葬祖坟，成年人未婚育后代死亡也不得归葬等……这些回不去的遗体，器官捐献给他们提供了一条较好的解决途径。不要殓葬费用的，移植中心一般会为其在省红会设立的增城万安园器官、遗体捐献者纪念区附近选块墓地。74案例中，因殡葬附带其他附属诉求的案例数为37例。
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接触的未成年人、年轻人器官捐献较多，时常能见到类似附带殡葬诉求的捐献。家属一般会嘱托移植中心协调员妥善处理后事，“目前由该中心协调进入增城安葬的，为全省移植中心中最多。每个墓穴的购置费用2万-2.6万元不等，使用期限50年”。
D 附带求助
寻求社会关注案例不断增加
此外，由于媒体对器官捐献行为的关注度增强，通过器官捐献附带求助、寻求社会关注和特定司法案例中的公平对待案例正在不断增加。
器官捐献时，年近23岁的产妇阿青的故事，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阿青孕后出现严重的妊娠高血压，由此引发脑出血。为保住孩子，接诊医院对其进行了剖腹产，孩子降生后，阿青却脑死亡。阿青丈夫在器官捐献前，就提出了希望媒体关注，呼吁社会帮助，解决阿青及早产儿子的治疗费用。移植中心帮助其协调了记者采访，同时为其减免了医疗欠费并支付了殓葬费、小孩救助金。其事例也在广州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累计社会捐助超过20万元。
同样期望得到媒体关注，扩大器官捐献行为影响的一类人，还包括交通事故中认为弱势的受害人。他们期望通过自己的器官捐献行为，让即将出炉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更为“公正”，或直接有利于己方。
个案
“我只能集中力量救活着的”
“别把我想象得特别高尚，如果不是被钱‘憋起’，我不会捐献亲人的器官” ——— 捐献者父亲老陈
捐献者父亲老陈操持着一口浓厚的湖南腔普通话，在器官移植中心为其安排的宾馆里，静静地向记者讲述，他是一名司机，开的是一辆崭新的自购货车，可惜在车祸中完全报废。
老陈戴着扎眼的金戒指，抽的烟是23元一包的芙蓉王。衣着、谈吐并非那种绝对贫困的人员。年近不惑的他，头发甚至有一抹焗得艳丽的暗红。事实上，未发生事故前，老陈的收入也算不错，如果不休息，月收入肯定过万。加上妻子打工挣来的工资，一家四口生活还过得去，“孩子学习、生活上需要的，从未短过他们的钱”。
这是记者接触到的最近一例器官捐献，车祸发生于今年国庆节，车祸中他的女儿严重脑损伤后脑死亡。妻子胸腔多处骨折、脊柱严重骨折急需巨额手术费用。儿子脑震荡后一直在医院留观。骤然变故，让侥幸躲过一劫的他焦头烂额，“想起来还不如直接在车祸中撞昏，一了百了”。
不到一星期，ICU里的女儿花费3.8万元，骨折的妻子1.1万元，儿子花了5000多元。三名至亲在很短时间内就花光了他的积蓄加腾挪来的借款。女儿、妻子的伤情依然危重。
老陈为家人转了间更好的医院，决定通过手术治疗博一把，很快又出现数万元的欠费。女儿的病情恶化，脑死亡，手术医生建议家属可考虑器官捐献。老陈仔细地考虑了一阵后，决定捐了，“眼下，我只能集中力量救活着的，脑死亡那就是死亡”。
在和移植中心工作人员谈判时，老陈接受了不能获得额外现金补助，但要求得到女儿在转院后发生的欠费的清偿和殡葬相关现金补助，火化后的殡葬自行解决。
在女儿进行器官捐赠手术前，他哭得像个孩子。坐在车上和记者聊天时，他说着说着就啜泣，说听到女儿说“爸爸救我”。但他也会跟记者打听，如果捐给其他机构，是不是能获得更多补助抚恤。随后，老陈又会显得尴尬、不自然，“都是这几天让钱给‘憋’的，我也就是随便问问，字都签了……”
在完成器官获取后，器官移植中心提供了一笔2万元的丧葬补贴，老陈很快把钱打到了妻子所在医院的住院账户里。医生告诉他，手术需要5万-10万元，甚至更多。
